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则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大渡河——民族解放的火种从此也在大凉山扎下根来。
长期受旧军队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军队，也永远记住了红军的红五星。长征，使亿万沿途民众认识了红军。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的群众路线，不仅有效打击和瓦解了敌人，而且提高了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也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从寺庙中脱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隶娃子，还有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协饶登珠、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长征放飞了他们的理想，作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他们被毛泽东称为“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经历过生死考验，他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经历过绝地生存，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旺盛。包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团在内的30万长征大军，最终到达陕北的仅仅3万余人。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人改写了历史。萧克将军生前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和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麻雀战、袭扰战、地道战、地雷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用迸发出的战争智慧，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虽然敌后军民没有铁甲战车，但整个大地都成了抗日军民的装甲和伪装。日军惊呼：“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
“人民群众的力量，比任何天时、地利都重要。”老红军强勇还记得，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老百姓协助八路军拆毁了河北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不让狗叫，便于八路军袭击日军，河北人民在4个月内打死了境内数十万条狗。到1940年，冀中平原已经道沟纵横——敌后武装可随时在沟中行动，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则寸步难行。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比例达到9：1。88万辆独轮车，往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城市吃上5年的9.69亿斤粮食。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几乎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倾家荡产，忍受一切艰难；支援前线，克服一切困苦，是因为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抱着枪，和衣而卧。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
占领上海的主力部队之一为华野劲旅27军，军长聂凤智长征时期担任过红四方面3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为了保护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这员有名的虎将命令部队“瓷器店里打老鼠”，宁肯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
66年后的又一个冬日，几乎相同的一幕，又发生在了一座北方的城市。
2015年12月28日，当清晨的阳光唤醒石家庄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到，与他们相伴了整整46年的英雄部队，已经悄然告别。
作为全军第一个因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27集团军从河北移防山西，万人千车动，搬迁寂无声。相隔多年，还像当年一样秋毫无犯，还像当年一样不入户、不扰民。
从南方到北方，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一代又一代官兵始终牢记这样的教诲：只有秋毫无犯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军队，才是真正能打胜仗的军队。
……
与刘伯承一起指挥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聂荣臻，建国后成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他把中国的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他还亲自选址，把一座大型的航天发射场，建在了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会盟的大凉山中。如今，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会盟的巨大雕像与一座耸入云天的高高发射架，已经成了凉山州首府西昌城的地标性建筑。它仿佛在向人昭示：无论一个政党、还是一支军队，只要紧紧地与人民在一起，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