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世范 教子有方
丈夫当农民风风火火，龚全珍也不甘示弱。
龚全珍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没有干过农活，脱鞋下田不会走路，她就对甘祖昌说：“我劳动效率低，不能剥削人家，在新疆我是老师，到了莲花县我依然还可以去教书。”于是，她走了20多公里路，来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龚老回忆说：“当农民我不合格，但祖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我还可以学。”
就这样，龚全珍被分配到了当时新办的九都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条件极差，只有3个老师，连校长都没有。没有一丝迟疑，第二天她就搬铺盖去了学校。1961年，县文教局想调她到同乡的南陂小学当校长，但又怕她从中学到小学去不愿意。没想到征求意见时，龚全珍笑了：“我只要有书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中学、小学都一样。”这样，龚全珍在南陂小学一教就是13年。再后来，她又被调到甘家小学。
“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事，就是当老师。”采访时，龚老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老师，她兢兢业业；做校长，她也细致入微。
“龚老师的职务没有甘祖昌高，但她的品性，不亚于甘将军。”面对采访，龚老当年的学生朱松林激动地说道。当年他在学校高烧昏迷，龚老师悉心照料，熬了稀饭，端到床头一口一口地喂他——提及此事，年逾花甲的朱松林，眼里噙满了泪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但龚全珍一直教导学生要多读书。龚全珍当年的学生、如今也是头发斑白的刘根兰回忆说：“我读初一那年，刚恢复开设英语课，龚老师教我们。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子哪里听过英语啊，听她读ABC我们都哈哈大笑，可龚老师没有生气，而是鼓励我们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龚全珍对学生关爱有加，对自己的孩子则格外严厉。那时，在小女儿甘公荣眼里，“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那些学生的妈妈”。直到长大以后，她才慢慢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据她回忆，有一天，她的哥哥在课堂上偷看连环画，被母亲发现后，就提问她哥哥。哥哥说：“妈妈，我没听到。”母亲严厉地批评道：“这是课堂，不是家里，叫我老师！”等到周六回到家后，母亲召集他们开家庭会，做出硬性规定：“进学校门就要叫老师，回到了家就叫我妈妈。”
打那以后，龚全珍的儿女们，只要在学校，从不喊她“妈妈”。“如果是外面的人，在学校里，根本看不出我和妈妈是母女关系。”甘公荣说道。
公私分明，这其实已成为甘家的家风。1973年，就读吉安卫校的大女儿甘平荣想去当兵，部队来征求甘祖昌意见，他说：“平荣想当兵，我没意见，只是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才行。”他还特意对征兵干部说：“孩子想当兵是件好事，但她的眼睛好像有点近视，不知道合不合格，希望你们在体检的时候严格把关。”大女儿听了这话，当时气得哇哇哭。
“别以为我以前是将军，做儿女的就可以沾光。比起当年一起长征、一起战斗牺牲的战友，我这个将军都受之有愧。你们给我记住了，作为红军的后代，干啥都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本事，不能搞特殊化。”那天，甘祖昌还当着全家人立下了家规：“老甘家世世代代都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自立自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龚全珍说，当年长征时，甘祖昌担任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司令部的司务长，负责筹备军粮。长征到湘西和川贵交界的地方，有一次一天都没有筹到一粒粮食，却意外发现一块红薯地，半天也没有找到种红薯的农民，甘祖昌为遵守红军纪律，“把红薯挖走，将钱留在地里”。他以此告诉孩子们：“党规纪律不能碰，家风家规不能逾越。”
受甘将军和龚老的影响，甘家几代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均未“沾”上将军的光，靠自己的辛勤付出，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小女儿甘公荣，在县工商银行工作直到退休，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嫡孙甘军年少参军，24岁进入工商部门工作，右眼曾因公撞伤，为三等乙级伤残，还主动要求到偏远艰苦的片区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