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有一本1983年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已经微微泛黄。近日，本是随手翻阅，却被深深吸引，一气读完。在伟人与亲友、同志甚至对手等不同人物的约数十年时间跨度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高尚风范。
毛泽东同志的家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党员，严格自律，不搞特权，不谋私利。
在最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主席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
书信无声，风范永存。今天，品读毛泽东同志这些既重视亲情、珍视旧谊，又坚持原则、不失严肃的家书，可以让我们触摸到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体会到一种可敬又可学的共产党人自律品格，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感悟。
建国不久的时间段，正是我们党从穷乡僻壤的山沟沟走向大城市，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历史时刻，最为波澜壮阔，对人的考验也最直接鲜明。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的家书，大致可以分为回应三类问题。
第一类是亲友投奔门下的要求
1949年，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兄长杨开智写信要求到北京工作。10月，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同志似乎还不大放心，同日，又给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强调：“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除了杨开智，想到北京投奔毛泽东这个“现如今中国最大的官”的亲友还很多，毛泽东同志的态度鲜明而一致，一概予以婉拒。在给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便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新军中同伍的老乡毛煦生的回信中说：“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在给表兄文涧泉的信中建议：“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嘱咐堂弟毛泽连、侄子毛远悌都不要来北京，强调“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
第二类是亲友托请帮忙
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毛森品和表兄文运昌请求帮助介绍工作，毛泽东在给毛森品的回信中说：“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在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提起文运昌事，谈到：“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舅父向明卿曾写信反映侄子的抚恤问题，希望得到照顾办理。毛泽东回信道：“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因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毛泽东的青年玩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周容来信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入党，毛泽东在回信中说：“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当就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第三类是对待地方事务
毛泽东同志历来注重调查研究，非常关心地方经济生活的具体情况，也愿意从亲友处了解家乡这个“麻雀”，但作为党的领袖，他坚持绝不插手干涉地方事务的原则。
1953年，在临近毛泽东60岁生日之时，亲友纷纷要求进京为其祝贺，毛泽东一概谢绝，而同意了老地下党员毛月秋来京，但在信中指出“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并要求毛月秋将韶山、石城两地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苦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但强调这是“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还嘱咐“你们三人来京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毛泽东青年时的好友，辛亥革命前韶山进步教员李漱清曾给他写信，反映家乡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该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这正是毛泽东同志作为革命领袖严格自律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些书信内容只是毛泽东同志身居高位却始终如一名普通党员般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权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内容不胜枚举。正所谓“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如果说自律是一个人意志品质的重要方面，那么对于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自律则有着道德层面的更高要求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