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１９３７年７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８月１１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确立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然而，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如何实行持久抗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一些悲观失望情绪。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２００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的人是很多的，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正确回答持久战理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的短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所以“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中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绘的这个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们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战斗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果，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败。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需要实行这一套方针，这是以弱胜强所必须采取的方针。除《论持久战》外，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套方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既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全国抗战１０个月来新鲜经验的总结，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教训的总结。
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针对在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倾向，毛泽东在上述两篇著作中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从传统的战争学理论看来，游击战争是个战术问题。毛泽东所以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