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共两党刚刚达成合作协议，蒋介石就在《对共产党的宣言的谈话》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原则”，“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即三民主义。１９３８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１９３９年１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就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人民群众不会运用民权，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实行“军法之治”的“军政”。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
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是错误的。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将始终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国共两党之间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