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救国，刘齐滨不顾虚弱的病体，为“红三村”的存亡夙夜操劳。繁重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临终时，他嘱咐:“我死后可开个小型追悼会，但要节约，通知各县自带干粮，烧锅开水就行。对家属不要特殊照顾，让他们自食其力……”1942年5月29日，刘齐滨病逝，年仅34岁。
刘齐滨画像
冬日的曹县，浓霾深锁，细雨霏霏，百米之外牛马难辨。沿着窄直的乡间公路，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曹县西北的韩集镇“红三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岗村人刘齐滨在这里领导鲁西南的抗日斗争。国难当头，他不顾病痛折磨，致力于开启民智，发动群众，为抗日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三个名为刘岗、曹楼和伊庄的乡村，成为鲁西南抗日大本营。
猎猎狼烟里，刘齐滨与三村百姓，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着最后的抗日火种，谱写了民族独立的灿烂华章。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的日军，用红笔在军事地图上将三村圈在一起，特意标注一个“赤”字，“红三村”竟因此得名。
今日的“红三村”，村落整齐，百姓富足，村容村貌与当年相较已是沧桑变化。但苦难岁月沉淀的记忆并没有因时光荏苒消逝，它凝聚升华镌刻成集体追忆，历久弥新。
弃工从文为民请愿
刘齐滨，1908年生于刘岗村一户清贫的耕读家庭，祖父粗通文墨，父亲做过乡村塾师。刘齐滨幼时，祖父与父亲便勉励他努力读书，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
如果在和平之世，刘齐滨应该走一条幼读四书五经，后去“考学—做官—终老”的路子。但刘齐滨降生的清末，国家千疮百孔，百姓在天灾人祸前挣扎求生。1905年，即他出生前3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既废，祖父和父亲便让他就读新式学校，学习新式文化。
13岁时，刘齐滨入曹县高小就读，后考入菏泽六中。孩子得入佳校，家人自是百般高兴自豪。但窘困的家境，让刘齐滨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负累。他负责给师生打作息课铃，闲暇时在图书馆看管图书，用微薄的薪俸充当生活之用。
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苦难的生活磨砺坚韧品性。刘齐滨不以苦为苦，借着管理图书的契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书中对时局的讲解、未来的拷问，和课堂上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层次截然不同。丰富的课外阅读为刘齐滨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了解着时代和历史的沧桑转变。随着知识和眼界的增长，一个严肃的问题越来越萦绕在他的心头。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一个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
日后他用抉择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把个人融入国家命运的长河里，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直至最后一滴血。
1928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当时的他，与多数知识青年相仿，笃信技术救国理念，渴望用技术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大批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刘齐滨闻知后，内心深受震动。
一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一边却是新军阀忙于内战争抢地盘。残酷的现实很快将刘齐滨的救国梦想彻底碾碎。在混乱局势里，受难最深重的无疑是无辜百姓。而志在救国的刘齐滨，也因战火的波及被迫放弃学业。他穷困潦倒，孤身逃到济南，靠文字艰难谋生。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回到曹县女子高小授课。
奔波逃难的日子里，刘齐滨陷入了对工业救国之梦的深深迷茫。
在乡间，刘齐滨目睹了中国乡村的崩坏和磨难。百姓劳碌终日，却仅能勉强糊口。而他们面对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勒索压迫，却又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毫无知觉。
刘齐滨认定，中国现今最重要的问题，不在技术之落后，而是思想的散沙。“以文救国”“改造思想”，他和鲁迅面临相似的困境，作出类似的抉择，决定弃工学文。
由工转文，跨越颇大，难度颇大。刘齐滨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埋头苦读，甚至通宵达旦不休息。
“听我的长辈说，刘齐滨就是那种认准了目标便不放弃的人，学习如此，救国亦是如此。”72岁的村民刘金玉说，他常听父亲说起刘齐滨的事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1年，刘齐滨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思想活跃的高等学府，刘齐滨看见、听到了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观点。他如鱼得水，畅快吮吸着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乳汁。当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东北无数难民被迫逃入关内，涌进北京。刘齐滨见难民逃离故土，骨肉分离，凄惨痛苦哀嚎之状，悲不自抑，奋笔疾书写下抗日救亡独幕剧《中秋之夜》。
“他那时候已经把个人的使命融汇到国家前途中去了。”89岁的刘效民说。
北平大学生眼见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便决定组织南下请愿团，经天津、山东和江苏，前往首都南京和平请愿，表达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诉求。12月中旬，刘齐滨被选为请愿团代表。在南京，请愿得到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群众的支持，规模越来越壮大。军警四处搜捕学生代表，刘齐滨的肺部被打伤。在狱中，刘齐滨坚贞不屈，后在爱国人士的营救下出狱。
然而，肺部受创成为他日后病痛的梦魇。
1933年，刘齐滨不幸感染肺结核，病体逐渐沉重，难以支撑学业。他只得辍学再次归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