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乘飞机途经南京，因雨雾，飞机撞向岱山，机毁人亡。戴笠死后因无人再细查父亲之事，经军统中好友的帮忙说情，军统局副局长唐纵同意将周镐释放。
出狱后的周镐已经不是原来的周镐了，变得沉默寡言，闲居在南京二条巷蕉园5号的家中，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在军统多年，周镐早已厌烦了这种工作环境，他对国民党内部的互相倾轧、贪腐渎职已经恨之入骨，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
正当他迷茫时，他的同乡、黄埔同学、中共党员徐楚光闯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经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周镐遂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京、沪、徐、杭特派员，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及情报工作。
周镐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周镐从入狱到出狱，从国民党阵营走进共产党的阵营，母亲一无所知。
我们母女4人已经从重庆回到武汉，军统也不再负责我们的生活，母亲带着我们姐妹3人艰苦度日，焦躁地等待着父亲周镐的消息。
194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父亲母亲的朋友来武汉找到我们，他告诉母亲：周镐仍在南京，住址是中山东路二条巷蕉园5号。失去两年多消息的父亲突然有了信息，母亲激动得让泪水尽情地流淌，她高兴啊。两年多日日夜夜的担心与思念，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进入苏北解放区
1946年11月，父亲周镐第三次被捕。关押在保密局看守所。因找不到证据，局长毛人凤对手下的高级特务还算客气，没有可靠的证据也不会轻易处置。两个多月后的1月21日，农历除夕这一天上午，父亲周镐被释放了。
父亲周镐出狱后，保密局命令他仍回上海工作，担任佛教训练团的组长。周镐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照样上班下班，照样与同事来往，当然他还是不断地来往于京沪徐之间，秘密地为共产党收集情报。
1947年9月，徐楚光来到武汉看望我们母女，第二天即被捕。被捕地点离我们住处很近，母亲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给父亲周镐拍了一封电报：“余仁身暴重病，已经住院。”周镐第一时间得知徐楚光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有关人员隐蔽、撤退，避免了重大损失。
由于叛徒出卖，这年的12月30日周镐第四次被捕，又一次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3月，周镐的保密局好友、少将经理处长郭旭和少将设计委员任建冰二人联名向毛人凤上书作保，周镐又一次死里逃生，走出了保密局看守所。
母亲最后一次去南京，没有见到父亲，蕉园5号还在，保姆独自一人在家。保姆王妈告诉母亲：他们已经走了好久了，不知去了哪里。
于是，妈妈带着弟弟妹妹于1948年9月进入苏北解放区。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得到过父亲的任何消息，艰难地生活直到去世。
后来得知，父亲此时也进入了解放区。
当时，解放区的物质虽然匮乏，每月每人津贴只有6000元（当时一块银洋可以换华中币12000元，6000元也就是一二尺布的钱），每天七钱油，四钱盐，米面按公家规定也仅能果腹。但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周镐对此感触很深。
父亲周镐过去在南京过的是高级军官的生活，吃穿都很讲究，出有车，食有鱼，稍微走一点路，都感到很吃力。但到了解放区，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还是泥泞土路，父亲居然不觉得累和苦，这不能不说是精神之作用。过去父亲周镐用的是“周治平”专用信笺与信封，到了解放区，周镐让手下的人员用报纸剪裁后贴贴补补做信封。
父亲周镐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作之中，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宿迁、睢宁、沐阳、新安镇等地，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幕写成《蒋帮拾零》《蒋政权的黑幕》《蒋介石的庞大特务系统》等文章。新华社和解放区电台将父亲的文章播出后，由于言之有据，鞭挞有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反响很大，打击了敌人，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命仅一线之安，此后余生，当誓为党国人民尽忠，拼命消灭蒋贼政权。余生有幸，必达此目的也。
1948年11月13日，父亲周镐在淮海战役的前线成功地策动了国民党107军孙良诚部5800人的投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