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资料图片）
时值清明，在草木孕育的季节，最宜怀念故去的人。
有些被怀念者并非你我亲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举国之内享有盛誉。他们生前的功过会被人反复诉说，死后的名声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尽头之际，他们留下的言语，却有着千钧的重量。
无论何时捧读这些遗嘱，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告别世界的方式，通常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学家夏衍弥留之际，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他说：“我去叫大夫。”听闻此语，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主动要求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又接着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杨绛先生，也在生前亲笔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则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达。他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并反复强调，“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在自己的丧事上，马三立先生的诉求则极为简单：“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