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的家书（资料图片）
视死如归，彼岸便是理想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临刑前这番话，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在这方面，巾帼亦不让须眉。1907年，文风铿锵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即将被处死的事实，挥笔写下这样的遗书：“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她写下“巾帼英雄”的匾额。
抗日英雄吉鸿昌算得上“视死如归”的楷模。这位变卖家产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者，在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说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更写下这样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纸上，时为1934年。
中国共产党人中，向来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篇章早已写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决心。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为国牺牲，成为许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选择。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个“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员张国立便泣不成声，后撤一步，鞠了一把泪。今年人气很高的电视节目《见字如面》这一幕，得到上千万次点击。
张国立所读的，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生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无限深情地畅想着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极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爱女儿，妻子也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1942年5月，写完信3天后，左权将军被炮弹击中头部，不幸殉国。那年，左太北刚刚两岁；40年后，她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放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