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及其《与妻书》（资料图片）
寄语世界，留下谆谆教导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世界的责任心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许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贡献出最后的光与热。
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遗书永载他的柔情似水。
曾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简单的遗嘱，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及“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这样的谆谆教导。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包括“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就连“美育”这个词，都由他亲自翻译引入国内。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以至于，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遗书的最后，白求恩这样深情地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又到一年扫墓时，人们在暮春的日子里怀念过去，为当下和未来积蓄前行的力量。这世上有许多承载过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质，而那些伟大的遗嘱无疑在其中占有了相当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