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情报后立马肩负起“马背银行”的职责，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却坚持要到附近的分行开展救援工作。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奔袭而来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围，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邓小平得知“马背银行”行长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一声长叹：“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