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最险的一段。
今年5月3日，南洋华侨李亚留老人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家中溘然长逝。这位享年100岁的世纪老人，是海外最后一位曾经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
1939年，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只有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仍然畅通，几乎所有的援华物资和军火都依赖这条“抗战生命线”输送。然而，面对繁重的运输任务，中国却缺乏足够的司机和汽修人员。
此时，3200多名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抛却南洋舒适的生活环境，辞别亲人，踏上回国抗战之路。他们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弥补了滇缅交通大动脉上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
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为中华民族付出的血与泪，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
抗战生命线
1938年秋，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收到昆明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来电。宋子良希望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参与到抢运战略物资的队伍中来。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大战之初，日军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仅仅在上海淞沪战场，他们就苦苦打了三个月。此后的一年，经过徐州会战、台儿庄会战，日军虽然屡屡得手，但是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就在日本陆军肆虐中国大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蠢蠢欲动。1938年9月5日，也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发表“遮断航行”的宣言，日本海军宣布要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
对南侨机工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夏玉清告诉记者，早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前，日军就已经制订了利用海上优势封锁中国、断绝中国与外部联络的战略构想。
这一点，国民政府也心知肚明。1936年，国民政府在筹备抗战报告中写道：“日本必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使武器与各种需品不得输入，以断中国之外援，及中国海军，现有名无实，参照情况判断即可知矣……至封锁中国海岸，仅用其防御部队（即其第三舰队）之一部，即可达其目的”。
这话虽然说得有些丧气，但也是事实。1937年，日本海军吨位在76万吨以上。双方若想在海上一较高下，中国海军的实力至少须是日军的七成，可当时中国海军共有舰艇53艘，吨位仅为6万吨。
在日本军部发出“封锁全部海岸线”的宣言之前，中国沿海港口已经损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岛、崇明岛、厦门、连云港相继失守。武汉会战期间，为了切断中国的香港—广州—武汉这条补给线，日军将矛头对准了广州。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4个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军的控制中，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武器运输补给线完全中断。
东南沿海补给线被切断，对中国战局十分不利。当时，抗日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若想坚持抗战，除了要依靠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及时补充物资和武器至为重要。
广州沦陷前，经粤汉铁路运送的部队达200万人，军用品54万多吨。日军占领广州后，这条交通线完全断绝，开辟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是唯一出路。
国民政府的陆上运输通道原本有3条。西北方向，经兰州至新疆迪化进入苏联；西南方向，经广西南宁到越南，或经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再到缅甸仰光。
西北线由于路途太远，始终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英美等国全部依靠西南运输线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为此，国民党当局特意成立了西南运输处。
摆在西南运输处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车和缺少会开车的人。据统计，1936年中国货车数量最多的广州，仅有800多辆，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怜。车少，会开车的司机更少。即便是马上着手培训，要想在路况极差的滇缅公路上熟练驾驶大货车，没有半年也出不了师。
1938年底，滞留在中缅边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货物已逾6000吨。为了解决缺乏司机和汽修人员的问题，西南运输处找到了陈嘉庚。
陈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闯世界。到1925年，他已经成为华侨中当之无愧的“橡胶大王”，业务辐射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陈嘉庚不但富有经营头脑，而且极热心慈善事业，著名的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夏玉清告诉记者，南洋华侨原本帮派林立，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只有陈嘉庚称得上是南洋800万侨胞唯一公认的领袖。陈嘉庚收到宋子良的求助电报后，立即行动起来。
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的主要工作便是招募南洋各地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回国参加抢运作战物资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