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春天，在《高原疾病学》的结课课堂上，我送给16名即将奔赴高原一线的高原医学专业学生每人一副听诊器，上面工整地刻上了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们：“在边防，设备可能不如医院齐全，听诊器是我们直接、可靠的伙伴；把它用熟、用准，是对战友们的负责。”
选择这份礼物，与我在高原的一次亲身经历有关。我在高原某医疗保障点执行任务期间，接诊了一名突发高烧、胸痛的战士。我用听诊器贴近他的胸膛，发现他心率偏快，还夹杂着一丝细微却异常的杂音。结合持续发热症状，我高度怀疑这名战士是感染性心内膜炎。这一疾病的确诊，需要精细的心脏超声检查。我们立即通过远程系统，联系上4000多公里外的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超声科。视频那头，超声专家通过远程系统，细致指导当地医生调整探查切面、甄别关键影像特征，最终诊断得以明确：心脏瓣膜区域已形成脓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过医疗专机将战士转运至后方医院进行手术。手术很成功，不久后战士康复归队。这次经历让我深深感到，在一线，接诊医生早期准确、敏锐的听诊，往往是判断病情、争取时间的关键。
回到课堂，我把这个案例讲给学生们听。我说：“在偏远的战位，医生的基本功就是最宝贵的装备。你们手里的听诊器，可能是发现风险的第一道关口，不仅要用它听清心跳的节律，更要准确读懂每一次心跳背后传递的信息。”
那16副刻了名字的听诊器，并不贵重，却寄托着我一份朴素的期望：愿它们能陪着这些年轻人走上高原，认真听清每一位战友的心跳，也记得自己的初心。
这份期盼，后来在高原上得到回响。去年，我去高原调研，遇见好几个毕业不久的学生。在拉萨，一个学生拍了拍自己白大褂的口袋说：“您送的听诊器，我天天带着。”在西宁，一名在基层工作的学生主动前来告诉我，虽然单位偏远，但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为了能更多地帮助到战友们，她计划进修，系统提升临床业务能力。在乌鲁木齐，也有学生利用休息间隙过来，聊起用课堂上学到的方法，提前发现了一位战士的训练伤隐患……看见他们在高原扎下根、长起来，我从心底为他们高兴。
这些年，我去高原巡诊、带教的机会不少，和那16位学生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常通过电话聊工作，也聊生活。
“老师，您看看这个瓣膜活动度是不是偏小”“连里最近有战友活动后胸闷、心慌，除了一般缺氧反应，我们还需重点排查什么”……遇到拿不准的病例，他们会打来电话。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里，有时信号断断续续，有时话筒那头传来隐隐的风声；我在这头听着，偶尔提问，偶尔建议。
“今天巡诊路上看到藏羚羊了”“遇见一位藏族阿妈，非要端给我一碗热酥油茶，说‘金珠玛米’辛苦了”……业务探讨之余，学生们也会和我讲讲生活中的趣事。
听着那些病例描述，看着偶尔发来的高原风景照，我总觉得那片土地其实很近。他们在一线守着，我们在后方守着——守着同一份责任，也守着同样一群人。
我想让在高原坚守的学生们知道，山下也有一群人，始终惦记着那片土地、那里的官兵——我们，是“平原上的高原人”。为此，我和团队一起编写《高原之盾》科普课程，系统整理高原防病知识；协助边疆医院建立专科中心，把更规范的诊疗平台搭建到一线去。这些努力，既是为了高原官兵，也为了正在和即将走上高原的年轻军医——希望他们站在高原上，脚下更稳一些，手里守护战友的方法更多一些。
不久前，一位我曾救治的战士发来重返战位后的照片——脸庞圆润了些，眼神明亮，和术后虚弱的模样判若两人。在课间，我把这张照片拿给学生看。有学生凑过来问：“这是您治好的那位战士？”我点点头。他们看得很认真，有人低声说：“恢复得真好。”
这一声“真好”，让我心里一动。我忽然觉得，这些年课堂上的讲解、高原上的奔忙，仿佛都在这一刻有了清晰的回音。那一位位重返战位的战士，不仅印证着救治的意义，也照亮了后来者即将踏上的路。
再过一段时间，新的一届学生也即将走向高原的座座营盘。他们将会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巡逻途中为战友听诊，在哨所里鉴别早期病患……那一副副听诊器连着的，不只是疾病与健康，更是“守护高原官兵生命健康”这一责任的传递。
（陈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