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伞塔外，伞兵部队还曾冒险采用氢气球进行跳伞训练。
11天跳伞，苏联顾问觉得不可思议
穿行在陆战第一旅宽阔的营地，仍可见当年日军修建的炮楼和碉堡。军休所就紧邻两座日军岗楼。
85岁高龄的王福荣，声如洪钟，整个军休所的上空回荡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军休所政委崔宝玉告诉我们，老首长当年站在85米高的伞塔上进行集训时，不用喇叭，塔下的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
王福荣是江苏省新沂县人，1944年7月入伍。1950年从上海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八十九师调入陆战第一旅，担任一营的伞兵长，参加了首次跳伞。
谈及第一次跳伞，王福荣至今记忆深刻：当时时间比较紧，仅在地面训练了11天，完成伞训理论、伞的操纵、着陆及特殊情况的处理，包括伞在空中不开怎么办，备份伞怎么打开，刮大风怎么办，两伞相撞怎么办？等等。
王福荣说，像我这个中学生，还算得上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那时大部分战士不识字，掌握这些知识和要领，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跳伞，连苏联顾问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伞兵要跳伞起码得半年以后，而今天国际通用的时间也在3个月左右。
1950年9月29日，距陆战第一旅成立仅仅12天，距正式训练刚刚11天，中国第一支伞兵就要首次跳伞了。王福荣回忆，那天地面天气不错，全旅官兵都来到预定降落点观摩。空军、军委首长也都在等着成功的捷报。
“我们62人分批次乘坐美制C-46飞机上天。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飞机。此前不说飞机，就是看到电灯泡，好多战士就感到很新奇。”王福荣说，“当飞机飞到800米高空时，舱门打开，忽地一阵风吹过来，刮得人眼睁不开。快进入降落点区域时，飞机打铃，第一声为预备，第二声为开始。预备铃响后，我们最后一次检查装备，看挂钩是否挂好、装备是否齐全，准备好姿势，跟随第一跳的人依序移到门口。开始铃一响，一个紧跟一个跃出机舱。”
首次跳伞采用的是挂钩式，将强制开伞绳一端的弹簧钩，扣在飞机内部顶端的钢丝绳上，当跳伞员跳出机门后，拉伞绳会把降落伞的伞包强制拉开，引导降落伞弹出将主伞衣和伞绳拉直。这些伞具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材质为亚麻，体积大，撑开后有70平方米。
“当时一营营长崔汉卿跳第一个，我跳第二个，崔汉卿是中国跳伞第一人。”王福荣回忆，“我跳出机舱，下落3秒后，伞就张开了，随后开始慢慢在空中飘荡，这个过程经历了3分多钟。快降落时，我看到地面向我扑面迎来。落地刹那，我一个前倾着地，很快就站起来了。那一刻，心里说不出的激动与高兴。我后面的60个战友，全部一跳成功！”
62名中国伞兵全部安全着陆，宣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掌握现代伞降技术，1950年9月29日，也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跳伞日”。
首次跳伞成功之后，在以沙别里车夫为团长的苏联顾问团帮助下，部队抓紧培训伞勤骨干。王福荣说：由于语言不通，还要带翻译，所以部队跳伞训练，基本上是由我们伞勤骨干作为组织者完成的。
经过紧张的地面训练，到1950年11月底，跳伞人数已达2032人。至1951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旅身体合格的干部战士都完成了3至5次跳伞任务。3月14日，沈元珍、李朝旭、毛镇夷、凌冲等4名女翻译进行了第一次空中跳伞，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
陆战第一旅不光培训本旅伞兵，当时全军所有与飞行有关的军人，包括赴朝作战的志愿军飞行员，全部在此接受跳伞训练。其中包括一级战斗英雄王海。不久，王海奔赴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空军“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他本人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后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