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全局得胜利
■耿立忠 张国政
在云南省昭通市的扎西会议纪念馆，一份《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的影印件与整编序列图表静静陈列在展柜中。泛黄的纸页，讲述着长征途中红军精简整编的故事。1935年2月，为了适应云贵川地区复杂战局、实现轻装机动，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对各军团进行缩编整编，许多高级指挥员降级任用，师团级干部下派营连任职。面对组织调整，全体指战员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大家心里想的是让部队更加精干高效，更利于突破敌人围追堵截。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各路部队虽转战千里、彼此缺乏联络，但都自觉置身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全局中，不分主次、不计得失，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多背些敌人过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确保党中央安全转移，减轻中央红军压力，无论是红四方面军兵出嘉陵江，还是红二十五军走出鄂豫皖，都在不同程度上调动敌人，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反观战场上的另一方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相互提防，很难形成合力。而红军则利用敌人这个弱点，在敌军各支部队间穿梭自如，成功突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重重堵截。可以说，正是因为红军具备极强的大局意识、团结协作观念，才最终实现胜利会师，迎来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1935年7月，已经在陕南建立起相对稳固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获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即将北上的消息。为了迎接党中央北上，徐海东等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定下决心：“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迎接过来。”随后，他们毅然决定西征北上，主动切断西兰公路，牵制大批敌军，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围堵压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顾全大局的铮铮誓言。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一度物资匮乏、处境艰难。徐海东毫不犹豫地从7000块大洋部队经费中拿出5000块大洋交给党中央，并筹措御寒衣物、药品，帮助中央红军解决过冬的燃眉之急。“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可见，在红军将士心中，想到的从来都不是个人利益、局部得失，而是将整体利益、革命全局放在首位。
长征途中，面对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官兵们都能不计得失、顾全大局，甘愿牺牲奉献。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成功会师，贺龙下令把马匹、粮食、草鞋优先补充远道而来的红六军团；任弼时抽调一批政工干部充实对方队伍，两军互通物资、互派骨干。这种不分彼此、患难与共的可贵品格，成为红二、红六军团一次次突破困境，走出乌蒙山区的强大底气。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会理休整时，部队下发的银元津贴，不少战士分文不留，悄悄放到伤员的担架上，希望这些钱能为负伤战友多留一线生机。草地行军期间，有的战士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难以走出沼泽，便将身上的衣物脱下来放在一边，为的是留给后续赶路的战士穿上御寒。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战友安危、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用朴素的行动，诠释出什么叫甘苦与共、生死相依。
回望近百年征程，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甘于奉献，是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优良传统。习主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今天，面对个人利益得失、任务分配、岗位调整等现实考验，依然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破除本位思想、摒弃功利心态，自觉站在全局高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以高度的责任感完成党交付的每一项任务。
奋进强军新征程，越是任务艰巨、前路坎坷，越要发扬顾全大局、团结奉献的精神品质，树立大局至上的政治自觉。面对岗位分工、职责调整，要摆正公私观念，自觉看淡个人得失、打破小我格局，像十八军官兵闻令进藏那样打起背包就出发，始终以组织需要为使命所向，真正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讲价钱、不提条件、不患得患失。要发扬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日常工作中少一些推脱计较，多一些补位补台，同心同德、协力同行，共同攻克难关。要砥砺甘于奉献的担当情怀，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把每一项任务都抓实抓细，将每一个岗位都当成磨砺自我的“磨刀石”，担当尽责、笃行实干，在奉献中实现个人成长与强军事业的同频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