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究竟是怎么引发的
■徐 焰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70周年。诸多往事并不如烟，1947年2月末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就仍长久在台湾岛内以及周边徘徊。虽然70年前的亡者早已盖棺，但这一事件至今论未定，它在台岛内部仍是争议不断的话题，各派出于政治目的总有不同解读。
就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到来之际，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台独”分裂势力歪曲“二二八”事件历史事实表示了谴责，强调这一事件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大陆也早就宣布今年将举行“二二八”事件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这种表态，对于批驳“台独”的谬论以正国内外视听而言，确实是非常必要之举。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过程，本来就很清晰。自1945年秋国民党从日本统治下接收台湾后，民众刚结束了敲锣打鼓“迎亲人”的喜庆，就面对新来官员们的盘剥，百业萧条，物价一年内上升百倍。大陆人民当年熟悉的“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即抢房子、车子、票子、条子、女子)的丑剧在台湾照样上演，结果“亲人”很快变成“仇人”，岛内形成遍地干柴烈火之势。1947年2月27日，警察上街缉查私烟时开枪伤了小贩并打死一名路人，28日群众到省政府游行抗议又遭卫队开枪而死亡多人。这一火星马上在全岛燃成燎原之势，各地民众群起暴动，包围冲击政府机关。由于民众自发揭竿而起没有统一领导，参加者鱼龙混杂，也有极少数亲日分子混入并煽动打“外省人”，不过多数在台大陆人还是与当地人和好相处并无冲突。
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得知后方台湾出事，定性为“暴乱”，派一个军上岛迅速将起义镇压下去。据前去“宣抚”的白崇禧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曾指挥大开杀戒，声称“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因白崇禧要求“大事化小”，死亡才在几千之数(这一点在李登辉1994年主持为事件平反抚恤时也得到证实)，并无“台独”分子一向所渲染的“杀人三万”甚至“三十万”之多。
得知“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通过机关报《解放日报》称其为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起义，后来又认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不过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建立刚一年多，党员不过百多人，在暴动中虽宣传群众并建立了少量武装队，发挥的影响却有限。尽管如此，台湾民众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为宗旨的起义，还是同当时大陆的人民解放斗争有着共同性，并相互配合，这才是真相的历史事实。
蒋介石政权因不愿承认是自己的恶政激起民变，长期将台湾民众的反抗称为“共党阴谋”。一些到日本鼓吹“台独”的人，则胡说此事是“台湾人反抗中国统治”。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证明，美驻台领事馆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占领日本的美军又包庇“台独”分子。如“台独”最早的头目廖文毅就在“二二八”后赴日，长年在东京一家旅馆里设立“台湾共和国政府”并自封“大统领”，这恰恰是白宫看到国民党在大陆形势不妙而开始酝酿分裂中国的图谋露头。
蒋家政权统治时，“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一直是禁忌的话题，李登辉当政时宣布为此事件平反，却别有用心地以此挑起省籍矛盾，并把蒋家政权与“中国”等同，借此煽动要抵制“外来统治”。马英九当政时一再就“二二八”事件向台湾民众鞠躬道歉，对其定性为“官逼民反”。此说还比较合乎实际。当时确实是旧中国政府为官之恶，激起中国台湾省民众造反。这本是国内官民矛盾激化的结果，民众只反官而非想脱离国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舆论领域的斗争，主要又是争夺话语权，岛内各派政治力量几十年来围绕“二二八”事件的不同解读也是如此。“台独”势力大肆炒作“二二八”并在死亡人数上极度夸张渲染，不仅想以此把国民党政权钉在“原罪”耻辱柱上，更是想以此掌权并煽动台湾脱离祖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民党内许多当权者在解释“二二八”时一直对“台独”言论节节退让，自己丧失话语权也成为政权为民进党所夺的前提。
面对台湾岛内借史喻今鼓吹分离的舆论恶浪，大陆方面应该同岛内有正确历史观的人一起，申明“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由。如同毛泽东赠女作家丁玲的词中所说：“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种以文字和言辞进行的舆论界之争，同军事斗争一样，都是反“台独”斗争不可少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