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治理体系需要中国方案
世界的关注点曾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开始向东方回归。越反越恐的世界形势表明，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治理世界的方案是失败的，需要新的方案替代。
中国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苏、美三大国博弈中最后胜出的结局，向世界传达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世界的关注点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与苏联和美国发展比较中受到世界的青睐。中国何以在战后半个世纪中精彩迭出，获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世界开始兴起新的“文艺复兴”，人们不是从地中海的古希腊而是从太阳升起的东方认识中国传统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其中闪烁着东方智慧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人们试着用东方的世界观重新认识和治理世界。现在中国又适时地通过“一带一路”向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及东方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世界观。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参与世界事务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又是对近代反殖反帝的经验总结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援外方式上，中国要有所创新。
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济援助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Rashid Kawawa）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33]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34]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35]。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36]。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中国坚持友谊第一而非市场的方式援建了坦赞铁路，中国技术人员进入非洲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与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实践将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37]的国际主义理念及其治理世界的方案留在非洲，留给非洲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先于2013年3月24日访问坦桑尼亚，并于第二天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缅怀中坦赞三国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传统情谊。3月25日上午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讲演中，习主席说：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我们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对方。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38]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39]。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人20世纪60年代坦赞铁路实践及其理念在新时期的延伸。
也许有人认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我们是不是亏了。这样说是短视的。通过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中国人民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结晶。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40]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在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支持我们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兄弟国家，支持还是无私的。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41]。我们不走对外扩张道路，而是讲正确的义利观，讲物通、心通、人通，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世界观。
欧洲人按照西方资本扩张的模式很难准确理解“一带一路”。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生命力，我们不会急于让西方世界认同我们的道路并接受我们提供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历史提出重大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这一点：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42]
世界的出路何在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相似，为了解决西方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东方。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到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43]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大同”的理念相结合，为解决当代世界危机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为世界提供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衰落反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今天美国的衰落再次给世界提供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已赋予中国共产党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己。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包含了其应有之意。“四个全面”关键就在“全面”：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这叫创新；社会管理从而世界治理不能片面化，这叫协调；自然环境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叫绿色；社会不能两极分化，这叫共享；我们是在继承了资本主义提供了生产力的基础上前进的，不驾驭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是要僵化不前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其最终目的是向着共产主义不断创新。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4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既是“共享”概念的延伸，也是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思想的当代表述。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