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天津全运会男篮比赛的球迷们发现，周琦“回到”了辽宁队、刘炜又成了上海选手、孟达重披江苏战袍、赵岩昊甚至成了天津青年队的一员……在ＣＢＡ联赛各为其主的队员们纷纷“回归”或“转会”，成了全运会上一道独特的“临时工”风景。
其实这并非本届全运会的“专利”，过去几届全运会，ＣＢＡ选手回到各种不同“母队”打球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了巴特尔在三届全运会分别代表北京、山东、辽宁出战的“奇景”。当然，这也不是篮球项目的“专利”，只是因为职业联赛放开转会市场，而运动员们又大部分都属于各地体育局，在转会之初往往就有必须回来打全运会的协议，所以才显得人数众多。其实，放眼全运历史，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临时工”的身影，这都源于全运会的运动员交流机制。
从１９９７年八运会起，全运会开始实行运动员注册制，为大范围人才流动打开了大门，八运会通过协议、转会流动的有８００名运动员，创造了全运会人才流动的新高。再四年以后的九运会，人才交流更为频繁，一些规则漏洞和弊端也逐渐暴露。此后的三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对交流办法一再修订，十二运会时更是放出必须提前三年注册的“大招”。这些举措的推出，也令“临时工”现象有所降温。
客观来说，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希望有利于人才流动合理、有序、公开，让更多的运动员能有参加大赛的机会。例如本届全运会上，新疆女子重剑队就来自击剑大省江苏，在江苏队拥有许安琪等名将的情况下，小将许诺、戴莺等要想登上全运舞台并不容易，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她们通过代表新疆队获得了机会，结果１９岁的许诺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打进了四强，戴莺也打进了八强。
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代表团对金牌过于追逐，过去二十年里这一政策频遭诟病。十运会上，柔道奥运冠军孙福明不战而倒的“让赛”令舆论哗然，这也直接促使国家体育总局对解放军和地方双计分办法进行修订。在上届全运会上，连续三届代表三个单位参赛的巴特尔，高尔夫赛场上的众多“异地”职业选手也令不少人质疑这一政策变成了“人口贩卖”。
所幸，一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对交流政策不断调整，其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打击急功近利的金牌政绩观。一位地方队教练告诉记者，以前很多交流就是“一锤子买卖”，“来了就是为了这届拿块牌，至于能不能带动这个项目的发展提高，根本没人关心”。
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八运会开始的“东道主效应”，连续四届全运会，东道主都位居金牌榜首，这固然和几位东道主深厚的体育底蕴分不开，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交流甚至“买人”提升成绩也是东道主能稳居头名的重要原因。
但从上届全运会开始，这一“规律”终于被打破，这其中，对交流政策的重大改革不可忽视，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短期效应”式的人才流动。本届全运会取消金牌榜排位，更是从源头上淡化金牌意识的创举，很多老记者都发现，全运会上的“临时工”明显少了。
本届全运会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些改革举措也令“临时工”变少了。马术场地障碍个人赛卫冕冠军朱美美就曾经是个“临时工”，上届全运会她代表北京队，本届全运会允许华人华侨以及达标的运动员参加部分项目比赛，朱美美以个人身份报名参赛，“临时工”成了“个体户”，比赛的精彩一点没少。
另一方面，本届全运会鼓励４人以下（含４人）项目跨单位组队参赛。乍一看这会催生更多“临时工”，但此“临时”非彼“临时”，很多队伍都是国家队组合，对他们而言如果拆散了回到省队才更像“临时工”。跨单位组队在赛艇项目上非常普遍，多支组合队伍获得冠军，在夺得冠军的湖南选手张亮看来，赛艇对技战术配合要求较高，如果国家队组合在全运会时拆散，之后将再度经历磨合期，而在全运会上与老搭档组合，不仅保证了配合的延续性，也能在实战中提升水平，更符合“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路。
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也说：“跨单位组合从备战、提高水平的角度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高水平的团队。整体来说，这样有利于提高团队竞技水平。”
实际上，无论是运动员交流还是跨单位组赛，其本意都是为了打破地区壁垒和藩篱，鼓励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全运会的竞技水平和观赏性，进而推动项目在各地的发展，提高项目的整体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还在于顶层设计上要不断完善改进，具体操作上不要把“好经”念歪了。
对各地而言，要提高某项运动在一地的发展水平，靠引进少数高水平运动员参加一次全运会显然不够，引进高水平教练、先进科学的训练办法、建立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以江苏女排为例，三年前他们请来蔡斌当主教练，三年间涌现了张常宁、龚翔宇等一批新星，不仅在今年勇夺联赛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张常宁、龚翔宇还成为国家队主力，刁琳宇、王辰玥也入选了即将开战的女排大冠军杯。
假如大家都有这样沉下心去抓后备人才的劲头，中国体育何愁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