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涛漫过山岗
■谢希凝
车子驶离巴中市通江县城，向王坪村方向前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连绵的山影一层层压过来。大巴山的峰峦、深沟与密林，当年既是红四方面军立足川陕的天然屏障，也是迂回、阻敌的战场。王坪，这个与红四方面军征战故事紧密相连的地名，我从小就听祖辈讲起。直到这天，我才来到这片长眠着众多红军英烈的土地。
车到王坪村，我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门口下了车。山风迎面扑来，带着草木和湿土的气息。沿石阶缓缓上行，转过一道山弯，大片石质墓碑骤然撞入视野。这座陵园，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其中17225位无名烈士的墓碑上，只镌刻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一方方墓碑顺着山势铺展，从山脚直到山顶，像一支整齐肃立的队伍。
王坪村曾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我缓步走过旧址标识牌，试着想象当年这里的样子。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12月攻占通江，次年1月、2月相继进占巴中、南江，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驻王坪村。僻静山村里，草棚搭成临时病房，木桌拼作简易手术台；村里的民房、祠堂也腾了出来，住满伤员。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的史料展墙前，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说明文字，让我久久驻足。1934年，反“六路围攻”作战正激烈。山下的土路上，担架队昼夜不息，医院日均收治伤员数千名。没有麻药，重伤员咬着木棍接受手术，汗透衣衫；没有专用消毒药剂，手术器械便用沸水烫煮、用火灼烧消毒后重复使用；夹板取自山间的竹木，草药要天不亮就进山采挖。草棚里，桐油灯昏黄，十几岁的看护员连轴值守，给伤病员换药喂水。
展板上的一行文字，让我心头一沉。起初，每位烈士还能有一口薄棺殓葬。木料用完了，周边百姓主动捐出门板、床板，甚至有老人把自己备了多年的寿材抬到医院，说：“战士们为我们拼命，不能连块遮身的木板都没有。”可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门板用尽了，就用草席；后来，草席也用完了……战友们在山岗上挖开长坑，把烈士们一排排集体安葬。下葬时，墓坑前插一块粗糙木牌：记得清名字的，就写下姓名；记不清的，就写籍贯，或写战友间的绰号。山雨冲刷，时间一久，木牌朽了，字迹也消失了。牺牲的红军，成了无名烈士。1934年夏，红军在山上建起最初的烈士墓区。
我俯身轻轻抚摸一方石碑，碑身冰凉。碑上的五角星在天光下格外醒目。安息在这里的英烈，有冲锋陷阵的战斗员，有昼夜值守的医护人员，有随军转运的民夫。他们平均年龄不足20岁，最小的年仅11岁。
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半张泛黄的麻纸。它出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是当年苏区造的土纸，边口残缺，纸页发皱，上面的字迹歪斜。我隔着玻璃仔细辨认。“这是谁写的？”我问工作人员。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上面记着伤员数和剩余药量。”我又问：“他们后来等到胜利了吗？”他轻声回答：“没人知道。”
据工作人员介绍，2011年，四川省决定将散葬在通江县20多个乡镇的红军烈士，迁葬至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迁葬时，人们发现，烽火年代匆匆修筑的墓穴中，有的烈士遗骸身侧放着半截刺刀柄，有的手中握着磨得光滑的竹瓢。
当年通江全县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48000人，到全国解放时，幸存的参军人员不足4000人。陵园工作人员指着一方墓碑告诉我，设计墓碑时，人们以大城寨烈士墓遗址发掘出的无字红星旧碑为原型，在每方碑上刻一颗鲜红的五角星——这是烈士共同的姓名，也是他们革命功绩的见证。
我站在山岗远眺，山下的王坪新村一派安宁景象。白墙黛瓦的房子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农人耕作，孩童的笑声顺着山风飘来。我看得出神，忽然想起：当年先辈们舍生忘死所求的，或许就是这样烟火寻常、岁月静好的日子。
夕阳西沉，余晖洒遍墓区，为每一颗红星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我久久望着山上静立的碑石，它们与大巴山的苍松翠柏相互映衬。风过处，松涛阵阵，满山红星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