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现场”
——评《故宫掌门人1925-1949》
■范玉刚
故宫博物院我们可能很熟悉，但其开启我国现代博物馆事业这段历史，绝大部分人都知之甚少。我也是怀着同样的探究之心，悉心拜读《故宫掌门人1925-1949》之后，才有一种豁然开朗、拨云见日的感觉，深深体会到七位故宫早期掌门人的卓识见地、思想境界和无畏的奉献精神。故宫博物院开创了由私而公的博物馆历史新纪元，故宫人把国宝文物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关联起来，他们这种“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辛亥革命后，清宫是逊帝溥仪的住所，他在此居住生活了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化私为公，成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肇端，这也是本书的叙述起点。“化私为公”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当日北京市民纷纷涌入故宫，可谓“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下午二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在乾清宫前隆重举行，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数千人出席了典礼。本书指出，“紫禁城由皇宫转向博物院，所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体记忆，既是去除帝制合法性的途径，也能够借此向民众渗透破除帝王权威、扫除旧有势力的观念，从而严厉地摧毁皇家权威和尊严。”故宫博物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视野更新的成果，是诸多有识之士奔走努力、呼吁抗争的结果，故宫形象的演变不仅与此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还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与国家追求，反映了封建与民主、帝制与共和、私有与公有、国家与团体等种种历史现象，这种纠缠与“褶皱”引人深思。
我们通常以为，驱逐逊帝溥仪出宫成立故宫博物院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事实却充满曲折和艰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会起草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决定以溥仪原居住的清宫内廷为院址，以断绝溥仪复宫的可能，保护国宝安全；考虑从清宫接受的公产多为古物和图书，而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大多藏有古物及图书文献，因此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并对董事会、理事会的职权与义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活故宫”是李煜瀛建设故宫博物院的理念，这与其留法时期曾接受法国各类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熏陶有关，这是一个非常超前且有长远建设者意识的理念。就此，作者指出，“李煜瀛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神武门外景。 资料图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位掌门人李煜瀛以及董事易培基被段祺瑞政府通缉而被迫外逃，庄蕴宽于危难中接手成为第二位掌门人，从4月初到7月底出面维持故宫博物院院务，短短4个月，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譬如，正是庄蕴宽的斡旋，阻止了直鲁联军进驻故宫，这对于故宫文物的保管以及发展有着不可尽述的价值，可谓功莫大焉。本书作者指出：“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庄蕴宽就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一八’惨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遭通缉，新推委员长卢永祥没有到职，庄蕴宽以副委员长出面担当重任，两拒故宫驻军，坚持点交文物，体现了一个故宫守护者始终不离不弃舍身庇护的担当精神，在故宫博物院最初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中可见作者的拳拳之心，以及秉笔直书的历史精神。作者对曾经作为故宫掌门人的赵尔巽、江瀚、王士珍等人同样基于历史事实给予了相应的篇幅，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故宫掌门人中，马衡是本书作者大书特书之人。因院长易培基被弹劾，马衡在1933年7月15日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上被委任代理院长职务，7月16日即赴沪，1934年10月任院长。马衡院长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人事改革、建章立制、文物点验、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文物保存库、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故宫文物西迁、存蜀古物返还南京、接受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复原、拒不赴台与保护故宫文物等诸多重要事件。其中，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故宫文物西迁格外值得关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从1935年11月28日开幕，至1936年3月7日结束，历时近4个月时间。其间举办过20多次有关中国艺术品的演讲会，观众十分踊跃，多达42万人次，创下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记录。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及王后也亲自观看展览，还有从欧洲各地甚至美洲赶来的参观者，都惊叹于中国艺术品的古雅精美。
▲1938年故宫文物西迁时，木船载文物卡车过河。 资料图片
文物西迁万里关山，困难重重，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却都化险为夷，造就诸多奇迹，可谓“天佑国宝”。故宫文物西迁有着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同时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这是将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与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关联起来。尤为可贵的是，这期间还赴苏联参展一次，1939年9月24日抵达莫斯科，1940年1月2日，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1941年3月在列宁格勒展出，1942年9月8日展品回到重庆。此次展览由中苏文化协会和苏联文化协会共同促成，影响空前，起到了战时促进两国团结的作用。此外，为鼓舞抗战士气，在重庆和贵阳的展览都非常成功，各界争相参观。这一系列展览活动，如马衡院长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书中种种记述，令人深刻感受到故宫博物院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也升腾出一股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这正是一种道统赓续和文化托命！
随这段历史一路读下来，感觉本书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忠于史实的精神。该书为我们厘清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中的纷乱头绪，为了解故宫历史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发展地形图，使我们得以清晰地洞察故宫博物院发展的脉络。在作者娓娓道来中澄清了诸多不实传闻以及子虚乌有之事。其叙述有章法，讲究逻辑性，有着对史学精神的传承与追求。二是本书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献资料爬梳和考据功夫，史料丰富，考据扎实，包括经费的来源和使用都一一道来，甚至附上不少原始文献，其对真实性的追求颇有现场感。书中所附精美插图，旧报纸、老照片和手稿的影印件，为本书增色不少，也颇有趣味。究其意义和价值，正如作者所云：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要保护好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故宫，实有诸多不易，并对这些文明守护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作者：范玉刚，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