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育导论》（第三版），褚宏启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探索
■檀慧玲
褚宏启教授的《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育导论》（第三版），是一部扎根中国土壤、直面本土问题的教育现代化理论力作。本书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锚点，穿透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迷雾，系统剖析了中国作为“后发者”的独特路径、结构性矛盾与破局可能，为理解中国教育的复杂图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分析框架。
一、后发者的困境与迟发展效应：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场域
“教育现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的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历史过程。”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其探索之路既凝聚了后发国家特有的制度智慧，也深嵌着迟发展效应与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双重挑战。这一征程不是以西方道路为模版的线性追赶，而是在时空压缩中同时应对工业时代（教育现代化1.0）与信息时代（教育现代化2.0）的进程中，直面公平与质量的双重压力，努力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新路。
书中深刻指出，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远非简单的时序差异，而是塑造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复杂性与紧迫性的根本场域，使其教育发展始终处于一种“时空压缩”的紧张状态中。这种迟发展效应投射于教育领域，首先表现为多重任务并行的艰巨性。当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历经百年自然演进时，中国教育却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近乎同步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完成的任务：既要普及基础教育的“量”，又要追求教育质量与创新的“质”；既要传承民族文化根基，又要吸收全球先进教育理念；既要培养适应工业社会的大批技术人才，又要为知识经济时代储备创新力量。这种多目标、高强度的叠加境况，使得中国教育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其次，迟发展效应带来了路径依赖与创新风险的深刻矛盾。后发国家虽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减少试错成本，具有所谓“后发优势”。但也存在“后发劣势”的风险，一方面，对先发国家模式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路径锁定”，忽视本土社会文化的适配性，导致“水土不服”，甚至丧失教育主体性，陷入“模仿陷阱”。另一方面，在追赶压力下，教育决策容易倾向于追求短期显性成效（如升学率、竞赛获奖），而忽视教育的长期育人规律和可持续发展基础，造成“速成”与“根基不稳”的矛盾，埋下系统性风险隐患。
再者，全球竞争压力与本土需求满足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全球化将中国教育置于国际坐标系中衡量和比较（如PISA测试）。这种外部参照既为中国提供了改革动力和质量提升的标尺，但也可能带来目标设定偏移的风险。如何在积极回应全球性教育议题、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保持清醒头脑，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满足广大农村、欠发达地区以及各类弱势群体的多元化、差异性教育需求，避免盲目跟风，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跨越的深壑：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烙印
如果说迟发展效应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那么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作者着力剖析的、深刻制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瓶颈。
这一结构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其影响已深深嵌入教育肌理。首先表现为资源分配的悬殊鸿沟。不仅体现在校舍、设备等硬件差异，更体现在生均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学历、职称、稳定性、专业发展机会）、课程资源丰富度、信息化水平等软实力方面。其根源在于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紧密捆绑的投入机制，形成一种难以自我打破的“马太效应”，使得农村教育，尤其是偏远小规模学校，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困境。
其次，更深层的影响在于社会资本与教育期望的代际传递差异。作者超越物质层面，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层面的深刻影响。城市家庭通常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文化资本（如图书、艺术熏陶）以及对子女教育更高、更专业的期望值和规划能力。而农村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家庭，受限于父母教育水平、经济压力、隔代抚养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其文化资本传递和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相对不足。这种隐性的、深层次的文化资本差异，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发展机会和未来社会流动产生着深远影响，其作用往往超过显性的物质资源差距。
再者，新型城镇化的双刃剑。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新型城镇化浪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教育系统应对的复杂性。一方面，城镇化促进了人口聚集和资源集约，为提升公共教育服务效率、建设标准化优质学校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它也对城乡教育格局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一是乡村教育的“空心化”风险。生源持续流失导致乡村小规模学校萎缩，办学效益下降，运转困难，质量提升动力不足，陷入“学生少-投入效益低-质量下滑-学生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二是城镇教育资源“挤兑”压力。大量随迁子女涌入城镇，给城镇学校的学位供给、师资配备、承载力等形成巨大冲击，“入学难”“大班额”问题成为至今仍未根除的突出痛点。三是特殊儿童群体的权益保障困境。如何确保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获得真正平等、有质量且能顺畅衔接升学通道的教育？ 如何保障留守儿童在亲情缺失、监护薄弱环境下身心健康发展并获得有效教育支持？ 农民工群体自身及其子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需求如何满足？ 这些问题直接拷问着教育公平的底线，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三、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目标与突围之道：迈向人的现代化
面对后发困境与城乡桎梏，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何在？作者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答案：其本质与核心价值在于促进“人的现代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归宿，更是破解困境的“突围之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要超越工具理性，回归育人本位。作者深刻批判了将教育窄化为知识灌输和技能培训的工具化倾向。他强调，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在于超越单纯的“育分”，回归“育人”的本质。这意味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如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和终身学习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及发展终身学习能力，进而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这是对教育异化的矫正，也是中国教育回应时代需求的根本转向。
二是要以教育公平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基石。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普遍的教育公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其实现程度深受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的制约。因此，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弱势群体教育权益，绝非仅仅是资源分配问题，更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目标的根本前提和道德要求。
三是政策实践聚焦公平攻坚与育人转型。当前政策实践正紧密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大力促进育人方式变革展开攻坚。第一，不断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县管校聘”改革促进师资流动，推广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以辐射优质资源，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小而优”乡村学校模式，都是旨在打破城乡壁垒、促进资源共享的制度性努力。第二，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持续强化。深化落实随迁子女入学“两为主”原则，推进异地中高考政策，构建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提升其职业技能与素养，政策阳光正持续聚焦最需要照亮的地方。第三，“双减”政策的持续深入。“双减”不仅在于减轻学生负担，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提升课堂效率、优化作业、丰富课后服务），重构健康的教育生态，将教育重心从分数竞争拉回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成长，这正是迈向“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褚宏启教授的《教育现代化的路径》以其厚重的理论底蕴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教育现代化在后发者困境与迟发展效应、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重负，以及全球竞争与本土诉求的复杂场域中艰难前行、奋力突围的壮阔画卷。这条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它始终在效率与公平、借鉴与创新、统一性与多样性、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等多重张力之间寻求平衡与超越。其突围之道在于将教育人道性置于首位，始终将教育公平置于核心地位，将政策阳光持续聚焦于农村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农民工等最需要照亮的地方。中国教育现代化必将在这条以公平为基、以育人为本的航道上扬帆远航，驶向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