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个什么样的人？
——品读有关苏东坡的几本传记和论著
■陈永刚
大约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
一提到苏东坡，不少人会想起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言中的一段话：“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尽管在林语堂看来，“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但这些重重叠叠的身份已然展现了苏东坡独特的人格魅力。
要想真正了解苏东坡，第一手的材料当然是他留下的诗词、散文和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同时也可参考他同时代的朋友、弟子有关他的笔记、著述，以及后世学者关于他的研究论著。不过，如果只是喜爱苏东坡的普通读者，也可以先从阅读当代人撰写的苏东坡的传记入门，有兴趣再逐步深入研究。近两年，在工作之余，我集中阅读了几位当代学者和作家撰写的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和论著，包括林语堂《苏东坡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王水照与崔铭《苏轼传》、莫砺锋《漫话东坡》、张炜《斑斓志》、徐棻《苏东坡》以及康震《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既有人物传记，也有研究随笔，还有长篇历史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由于各位作者文学素养、研究志趣和情感倾向的不同，他们各抒己见，给我们呈现的苏东坡形象也各有侧重和不同，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苏东坡的理解，也让我体会到苏东坡的丰富性。
苏东坡享年66岁，如果从他考中进士算起，在45年时间里，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写下4800多篇文章，此外还兼工书法、绘画等，这无疑展现了苏东坡超凡的创造力。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职业文学家或艺术家，他的正经工作是“做官”，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要干很多政事，写文章大多数时候只是“余事”，但这并未妨碍苏东坡的艺术创造性。康震说，苏东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在诗歌创作上，他是宋代诗风的代表性诗人；在词创作上，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散文创作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法创作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是北宋书法风韵的代表；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北宋“蜀学”的中坚。在绘画、宗教、饮食等方面，苏东坡也有很深的学问。仔细算来，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涉足这么多的艺术和学术门类，并且在各个领域中都展现出杰出的才华。
毫无疑问，苏东坡的才华在他那个时代是举世无双的，不过，比起才华，今人更加喜爱的则是他被才华重重包裹的心灵和人格魅力。
愉快的天才
在当代出版的各种苏东坡的传记中，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本。这本传记是林语堂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发行。英文版的书名叫The Gay Genius，直译成中文就是“一位愉快的天才”。这个书名很切合该书内容，也是苏东坡留给人们的最直观印象。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贯穿全书，他在序言中坦言：“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在书末，他又写道：“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确实是一个“愉快的天才”，他一生遭受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折磨，但他始终乐观对待生活。他常常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品赏自己的苦难，并用“开玩笑”的方式加以消解。他被贬黄州时，生活窘迫，东门外有一块人们都不要的瘦瘠坡地，他跟长官讨来，开垦种植，并自号“东坡居士”。古人常常自命雅号，表达一种生命的寄托，态度比较庄重，苏东坡却寄庄重于诙谐。他在东坡过着“躬耕”生活，还创制美食“东坡肉”，写下《猪肉颂》，把清贫日子改造成人人羡慕的诗意生活。这就是苏东坡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厚重的精神文化遗产。他面对困境不抱怨、不沉沦，而是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乐观心态积极应对。晚年苏东坡自流放地海南渡海北归，苦难结束，兴奋想必是意中常情，但苏东坡以玩赏的口吻说，这几年的海岛生活，实属“兹游奇绝冠平生”。人生的苦难，被他视为不可多得的高峰体验，这真是常人不易有的达观视角。
林语堂是现代文学史上提倡幽默文学的著名作家，他的文笔欢快轻松，其天性中似乎拥有与苏东坡相近的性质，宜乎其喜爱苏东坡。但是若把苏东坡全看成乐天派，也会引起后来人的不满。在这不满的人中，台湾学者李一冰是代表性人物。李先生耗时数年写了一部规模更宏大的苏轼传记，精心描绘了他自己心目中的苏东坡形象。
坎坷无尽的英雄
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一部非常厚重，充满悲怆与力量的作品。此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1983年由台湾联经首次出版，深受好评。2006年，该书在大陆出版。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新增订版，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张辉诚《寻找李一冰》、李雍《父亲与〈苏东坡新传》两篇介绍作者生平事迹的文章。
李一冰，原名李振华，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取笔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1947年到台湾。1967年，因政治冤案入狱4年，1971年出狱。在狱中，他凭记忆默诵苏东坡诗词以自遣，出狱后更以苏东坡为精神支柱，耗时8年写成《苏东坡新传》。了解一下李一冰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就可知道该书实为一部“发愤”之作。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浪漫化的，而李一冰的写作扎根于翔实的史料，考证巨细无遗，更具史家的严谨。全书以编年体形式将苏东坡的诗词、宋人的笔记嵌入具体历史事件，形成“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双向互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
该书对苏东坡贬谪生涯的刻画尤为深刻。张辉诚在《寻找李一冰》中说，李一冰不像林语堂，他看到的苏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坚韧的东坡，他更从东坡一生看到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看到一肚子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换句话说，李一冰写苏东坡，实则是在写自己，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
苏东坡一生坎坷很多，除了三次贬谪遭遇，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挫折，长时间的人生挫折与逆境，没有打倒他。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时都迸发出了独特的人格光芒。他晚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表面看是自嘲，其实是对功利主义的世俗人生价值观的超越。
不合时宜的政治家
苏东坡，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仕途辉煌的时候，在朝廷，他担任中书舍人，做翰林学士，执掌皇帝制诰写作，他的职位离宰相仅一步之遥；此外他还兼任侍读，做皇帝的老师。在地方，他做过密州、徐州、登州、杭州等重要州府的“一把手”，深悉民情，政绩显著。与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也曾进过御史台的大牢，还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等荒瘠之地。其中儋州更是当时远州的极限，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苏东坡的一生与政治息息相关，其人生起伏不过是政治境遇否泰变化的外现。因此，政治生活是今人书写苏东坡人生的重要内容。研读各家论著，我们也不难发现，苏东坡的政治境遇与他一贯秉持的政治理念和做人准则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他就是敢于讲真话。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新旧党争，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矛盾。“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推行新政。“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维护旧的规章制度。两派势不两立，针锋相对。那么，苏东坡站哪一派呢？ 过去，很多人简单地认为苏东坡是个反对“变法革新”的保守派，并将此视为苏东坡的政治污点。
莫砺锋在《漫话东坡》一书中对此做了新的论述。他认为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的态度其实是有点中立的，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种种缺点，也看到了其中某些合理性的部分。川剧著名编剧徐棻在其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中，也对苏东坡历来遭人诟病的“反对变法”问题做了自己的诠释，她认为苏东坡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反对变法中的部分政策，他对免役法中的一些改革举措就持肯定态度。徐老师这本书虽然是历史小说，带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她曾讲述她的创作基本遵循了“历史事件件件皆有出处”的原则，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书内核还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是可信的。在变法问题上，苏东坡确实是个实事求是派。他发表意见完全从事实出发，不会见风使舵。所以，当王安石雷厉风行实施新政，为此甚至不惜采取排除异己的手段时，苏东坡是反对的，但他也看到了朝廷沉重的负担需要通过革新来解决。事实证明，王安石的新法由于实施得太急，有些尚未充分论证就在全国推行，在部分领域确实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苏东坡反对变法中的一刀切、急于求成，主张慎重，不可操之过急，则是比较务实、理性的。
在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后，在高太后的干预下，“旧党”上台，司马光当了宰相，苏东坡也受到重用，回到朝廷担任要职。在反对新法这件事情上，苏东坡、司马光共进退，应该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但当他看到司马光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新法全部推翻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他说，新法中有些措施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执行了多年，老百姓都习惯了，全部纠正过来，反而不稳妥。幸亏司马光人品好，虽然意见不合，他并没有打击苏东坡。但是一年后，司马光去世了，他的亲信把苏东坡视为“眼中钉”，苏东坡在朝廷无法容身，只好主动申请去地方州府任职。这就是苏东坡，一个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政治家。
李一冰在其《苏东坡新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此外，他还特别指出，苏东坡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由此，“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势所必至的命运”。苏东坡一生，祸患不断，原因即在于此。
常有陪伴的普通人
苏东坡富有生活情趣，他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的趣味。这表现在他与各种人群平等而友善的交往当中。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充分享受着生活的趣味与快乐，也让与之交往的人感受到趣味与快乐。
张炜的《斑斓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东坡传记，而是讨论苏东坡待人接物思想的随笔。全书分成七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下有若干个话题，每个话题的写作短小精炼，展开苏东坡人生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关于陪伴的话题。张炜说：“友人、兄弟、爱人、山水、同僚，他的一生常有结伴。由此看，如果说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难以忍受孤独的人。”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苏轼与弟弟苏辙一生的陪伴。苏辙比苏轼小三岁。他们同时进士及第，同时考中制科；进入政坛后又经历了命运相系的宦海沉浮，最后一起被贬到荒远的岭南，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他们性格不同，但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手足之情。哥哥到远方赴任，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弟弟远去，兄长也一定要陪伴。分在两地，他们就为对方写一首长诗。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思弟心切的苏轼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中秋词《水调歌头》，他责问天上的明月为何偏要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变圆。张炜在书中感慨道：“兄弟二人遥遥相隔，共邀一轮明月的情景，真是旷世之思，世上没有一首中秋词可以胜过它。”
除了弟弟，他与父亲、妻妾、儿子也是投契的友伴，对待门生、同僚，也是情谊深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离任时朋友们送他到湖州，聚在一起欢饮数日。他离开黄州，一些朋友一直陪伴他到了武昌，直到他再三劝阻，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地返回。
最后，张炜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类似的陪伴需要多少时间？ 耽搁多少事情？”在现代社会，高新科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相互联系更为便捷、紧密，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空间，但我们好像并未因此变得更加从容舒展，我们和亲友间的陪伴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多更密。苏东坡在山迢水远、消息难通的古代，以对友人、兄弟、爱人、同僚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山高水长从来都是借口，真正的陪伴是心中时时不断的牵挂，真正的亲情、友情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偶像
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直在追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正道，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在这方面，苏东坡为后人作出了光辉榜样。
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认为，苏东坡正是在仕途沉浮中获得了精神超越，并最终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倾慕的偶像。
《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也以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亲和力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康震说，苏东坡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终其一生，无论遭遇多少坎坷委屈，都始终坚守对家国、百姓的责任，从不自我放弃，更不会摆烂躺平；不论面临多么艰危恶劣的环境，他始终敢于说实话、讲真话，从不虚与委蛇，更不会朝三暮四、落井下石。在苏东坡的身上，有李白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着的忠义气，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有白居易直言敢谏的批判精神。苏东坡的思想人格传承先贤、融汇各家而又自出机杼。
一直以来，“出与处”都是最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纠结的问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很多人的处世方式，但是苏东坡却非如此，无论官职高低、境遇顺逆，他都始终心系百姓，在杭州修“苏堤”缓解水患，在徐州带领百姓抗洪，在儋州推广农业技术。其“民胞物与”的思想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
以上这几部论著，对苏东坡形象的刻画，有些内容颇为相近或重叠，有些则彼此不同。上述五个方面是我的一些粗浅感受，或许也是“盲人摸象”，不求全面系统，只求主观认可。研读这些论著，除了加深我对苏东坡的理解外，还带给我几点感悟和启示。
第一，“乌台诗案”开创了北宋“以言获罪”的恶劣先例，对北宋文化生态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是莫砺锋讲述“乌台诗案”时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乌台诗案’不仅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凶险的一场灾难，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使人谈虎色变的文字狱典型”。我们知道，“主文而谲谏”“诗可以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精神，苏东坡却因此而获罪，“新党”把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完全抛弃不顾，既是对诗歌传统的反动，也是对传统政治言路的破坏。故此莫砺锋先生感慨：“‘乌台诗案’开创了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恶劣风气。”事实证明，仅仅十年后，重新掌权的“旧党”也如法炮制，制造了打击“新党”人物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又过十多年，宋徽宗、蔡京等人变本加厉，竟然下诏销毁苏东坡及司马光等人的文集。北宋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乌台诗案”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北宋时期由王安石推行新政引发的新旧党争，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神宗年间的政治争论到徽宗年间的“元祐党籍碑”，党派之争由政事之争逐渐沦为个人恩怨的报复行为，让人十分痛心。章惇曾经是苏东坡的朋友，两人年轻时就认识，相交甚密，但自章氏成为“新党”骨干，执掌大权之后，他却一心要置苏氏兄弟于死地。苏辙在雷州时被逐出官舍，无地可居，只好向百姓借房，章惇竟要以“强夺民居”的罪名逮捕苏辙，还把房主抓来审问，幸亏有写得明明白白的租房文书，这才算作罢。宋徽宗上台后，以章惇曾反对自己承继大统，将其也贬至雷州。章惇也向百姓借房，当地百姓表示，从前苏公租住民房，章丞相几乎破了房主的家，所以现在对他也概不租用。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流放章惇的蔡京后来也被流放，流放地也在岭南，只是他还没能到达那里就饿死在路上了。据说是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路上没有人卖给他食物，也没有客栈让他住宿，所以，未到岭南，便在路途中冻饿而死。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第三，面对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挫折、低谷甚至逆境，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态度对待它。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曾经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从黄州的一个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可谓“火箭式”飞升；也曾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从一个三品大官一路被贬，还以戴罪官身安置在远州不得擅离，堪称“断崖式”跌落，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虽然备受挫折与打击，苏东坡从来没有被击倒。即便是在当时偏僻蛮荒的海南岛，他也依然笑对人生，苦中作乐。他的词“一蓑烟雨任平生”最能展现他的精神，这不是消沉，而是以从容的心态、坚定的信念面向未来。
我们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不妨现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苏东坡，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会损失掉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正因有了苏东坡，我们民族的精神史才有了如此鲜活、有力的人格底色。苏东坡是历史的，更是现代的，也必将是永恒的。他坎坷但乐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关于他的话题还会继续。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