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长卷》，凌翼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凌翼：为长江“修谱”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2026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十年禁渔”第五年。在这一历史性节点，凌翼长篇报告文学《大江长卷》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这部作品以“修长江族谱”的独特视角，系统描绘了长江的全貌与命运变迁。对凌翼的访谈，就从这部在多重时代坐标交汇处诞生的作品，及其所记录的江河“谱系”说起。
中华读书报：您用“寻谱、诊谱、修谱、续谱、护谱、谱成”来结构全书，将长江视为一个生命族谱。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想到了“修族谱”这个核心隐喻？它如何决定了您行走、观察和书写长江的根本方式？
凌翼：“修族谱”这个核心隐喻，源于我生命中最直接的痛感与疑问。一切的缘起，是我父亲对家族谱系断裂的徒劳寻找，那种血脉失根的茫然，深深刺痛了我。这促使我思考：一条江河，一个文明，是否也存在一部更宏大、却同样可能被遗忘或损毁的“无字族谱”？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彻底重塑了我的行走。它让我不再仅仅是一个风景的观光客或事件的记录者，而是成为了一个怀着“认亲”与“续谱”使命的寻访者。我的目光开始聚焦于那些被污染涂改的“地理脉络”，那些濒危退场的“鲜活姓名”，以及那些为修复谱系而努力的“守护者列传”。行走，由此变成了一次为文明根系溯源、为生态伤疤问诊的朝圣。
中华读书报：书中巧妙地将“个人家族记忆”（如父亲护林、母亲与鸟的故事）与“长江文明谱系”交织在一起。您是如何找到这两条线索之间的情感与逻辑纽带的？这种“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视角，对呈现宏大的生态主题有何助益？
凌翼：这种联结，源于最朴素的生命体验。我的文学启蒙，就来自长塍港的雾霭与涛声；我对生命最初的敬畏，来自母亲将本可食用的伤鸟养在笼中的那个决定。我的父亲，一位普通的护林员，他以让盗伐者抚摸年轮的方式执行职责，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的生态伦理教育。这些家族记忆，是我情感的血肉。当我走向长江，我发现，长塍港不过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是这条伟大血脉的一条“毛细血管”。个人的悲欢、家族的往事，由此与江河的脉动产生了共振。这种“由小及大”的视角，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和生态命题，落到了可感可触的生命细节与乡土情感之中，它赋予了叙事体温，也让“共抓大保护”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个人生命源头的切身之事。
中华读书报：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您扎实的行走。在漫长的田野调查中，最让您震撼或痛心的“诊断”发现是什么？又有哪些普通人的守护故事，让您看到了“修复”的希望？
凌翼：最让我痛心的“诊断”，是亲眼目睹某些河流“已经不再流淌生命，只是在搬运死亡”。那浑浊如“久病之人坏血”的河水、板结如“血栓”的河床、以及像“招魂幡”一样惨白的水草残骸，这些画面如同刻在“危机族谱”上的耻辱一页，令人窒息。但希望正来自无数普通人。比如“候鸟医院”里像李春如这样的“修复师”，他们四十年如一日地俯身，为受伤的候鸟进行“最基础的‘字符修复’”；又比如张传国这样的江豚巡护员、周亮这样的生态科研工作者，他们组成了长江的“守护者群像”。正是这些具体的人，让我坚信修复是可能的。
中华读书报：作品融汇了历史、地理、生态等多学科知识。您如何在叙事中平衡文学的诗意表达与知识的准确传递？
凌翼：平衡之道，在于让知识浸润在文学的感受中，而非堆砌。我要求自己，每一处地理、历史或生态知识的引入，都必须服务于情感的表达与思想的推进。例如，描写泥沙淤积成新生湿地，我将其转化为“大地最缓慢而坚定的印刷术”，是“带着潮润墨香的校样稿”。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海量的、有时是枯燥的调研报告和数据，转化为有呼吸、有节奏的文学叙事。我的方法是始终回到“人”和“生命”本身——无论是白鱀豚“琪琪”被圈养的一生，还是禁渔背景下渔民转型的阵痛，知识只有附着于具体的命运，才能获得打动人的力量。
中华读书报：您将白鱀豚等物种的濒危，喻为“族谱上被抹去的名字”。这似乎将生态问题提升到了文明伦理的高度。您是否认为，“修谱”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修复，更是对我们集体文明记忆和道德谱系的一次修复与重建？
凌翼：是的，这完全是一种文化自觉。将白鱀豚、江豚的濒危视为“族谱上被抹去的名字”，正是为了揭示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本质：它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文明记忆的断裂和伦理的失范。长江流淌的不仅是水，更是“一部奔腾在民族血脉里的文明史诗”。当其中的一个物种永久消失，就等于这部史诗被撕去了一页，我们的文明变得不再完整。因此，“修谱”是对自然生命的拯救，更是对我们自身文明谱系的校对与续写。它呼唤的是一种将“山水、动物和人的名字”都写入共同族谱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宏大伦理观。
中华读书报：您的书写呈现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从协同共治，到伦理共生，再到公平共享，最终指向共富愿景。这是否在诠释“共抓大保护”从制度实践到文明自觉的升华？
凌翼：是的，这正揭示了长江保护从“攻坚战”到“持久战”的内在轨迹。我的书写，试图为这个理性的进程注入感性的心跳。如果说太湖治理催生的“河长制”，为共治铺设了制度的轨道，那么“十年禁渔”则为共生划出了伦理的水域。而共享，便是那杆称量代价与分配甘霖的秤。当三江源的牧民成为山水的“眼睛”，当崇明岛的渔民收获生态“五金”，保护的红利便开始润泽每一位奉献者。这最终指向的共富，不仅是物质的丰裕，更是生命状态的丰盈。因此，这条从制度到伦理再到愿景的轨迹，从来不是理论的推演。它是无数生命在长江边重新找到位置、获得尊严的故事总和。文学，或许就是为这宏大的时代叙事，保存下每一个有温度的心跳。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阎晶明评价作品“充满体温与真情”，有评论特别注意到您将报告文学的纪实与诗歌的抒情相融合。您早年的诗歌创作经历，为这部非虚构作品注入了怎样不同的气质与能量？
凌翼：诗歌训练赋予我的，是对语言节奏、意象密度和情感浓度的敏感。它让我在报告文学“纪实”的骨骼上，敢于也乐于去填充“抒情”的血肉。这种诗性，并非为了美化，而是为了抵达事实之上的“真实”——那种关乎心灵震撼、历史回声与文明乡愁的真实。它让文本“充满了文学美感”，希望能让严肃的生态议题，以更具浸润力的方式抵达读者内心。
中华读书报：在非虚构写作中，您如何把握人物语言“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分寸？报告文学如何保持其“在场”的、直击人心的力量？
凌翼：人物语言的“真”是第一位的，必须扎根于其身份与生存的土壤。但“真”不等于平淡——我遇到的许多普通人，他们的话语本身便闪烁着诗性的灵光，那是生命阅历凝结成的独特韵律，并非文学的加工。我珍视并保留这份源自生活的诗意。至于报告文学的“在场”，恰恰源于它与信息洪流的根本不同：它不追逐热点，而是俯身贴近大地。它要求作者用“脚力”去丈量，用“目光”去凝视，用“心灵”去共情，最终带回带着泥土温度与生命呼吸的故事。这种深度的、沉浸式的叙事本身，便是一种沉默而有力的抵抗——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屏幕无法传递的厚重实感。
中华读书报：作品从家乡长塍港的“一港”出发，最终又回归于此。您如何理解“故乡”在宏大叙事中的支点作用？
凌翼：故乡，是我认知世界的原点，也是我情感归附的锚点。从老家门前的长塍港出发，使我所有的宏观观察都带着具体的体温；最终回归长塍港，意味着万里的追寻最终要回答的是对生命根源的叩问。我书写它“如同三折屏风”般的山水，并非夸大，而是注入了一个游子全部的眷恋。这个“小”，是打开“大”的钥匙。通过它，我试图说明，长江的浩荡，正是由无数条这样的“毛细血管”汇聚而成；保护长江，就是要让“无数条长塍港正在醒来”。二者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相互映照，缺一不可。
中华读书报：在数字化、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您希望《大江长卷》为普通读者带来什么样的阅读体验或深度思考？
凌翼：在信息爆炸却可能意义匮乏的时代，我希望《大江长卷》能提供一次“深呼吸”。它不只是一本关于长江的书，更是一本邀请读者进行“生命认亲”的书。我希望读者能通过它，感受“江水的脉动和文化的呼吸”，重新思考自己与脚下土地、与文明历史的关系。它试图回应的，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里，人们对根源、对连续、对生命共同体和精神归宿的深切渴求。如果说这本书是为长江“修谱”，那么每一位读者，或许都可以开始思考，如何为自己所在的河流、社区，甚至是一棵老树、一片湿地，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微小的“续谱”笔记。如果读者合上书后，能对窗外的一滴水、天上的一只鸟生发出一丝不同的情感，那便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