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书》 李晓君著 漓江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以心映心深描书家本色
■苏勇
作家总以为自己是在主动描摹那些挺立在历史深处一座座或素朴或斑斓或肃穆或孤绝的丰碑，实际上不过是被那些艺术家的灵魂所挑选、所召唤。这些“强力艺术家”的魔咒从未止歇，不断指引着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去勾勒和描摹他们，即便作家们已然尽心竭力，那些不朽的艺术家们仍不满意。于是作家们前赴后继，不厌其烦地对前人的写作进行补写、改写或重写。李晓君的历史文化散文集《翰墨书》亦是对这种写作的一次接力。
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描摹17位书法巨擘的心灵图景，也就是以黄庭坚、文徵明等人的口吻讲述各自书法的形与神，以及那些被封存在历史之中的挣扎与释然、困顿与飞扬。文中“我”始终在场，既是王献之、怀素、米芾、赵孟頫等，又是李晓君自身，既是剧中人又是局外人，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这种叙事上的自由、弹性、张力，使得主人公能够灵活穿梭于虚实与古今。《翰墨书》的每一篇都涉及后世评价，又借“被评价者”说出。这一叙事策略使得书家站在更高的维度，找到自己的坐标。
传统书论、画论、文论都将“心”作为创作的本源，艺术是心灵与造化交感后的再造。心手双畅的前提是心有所动，手才随之。要深入理解古人的书法艺术，必须将赤子本心融入翰墨气韵和书家的精神世界。笔墨映心、情感入纸。作者通过还原特定历史时代书家的人生遭遇、情感波折、心路历程，将生命与书艺同构为一种书人合一的精神气韵。只有真正进入历史情境中，才能以心映心。堂兄颜杲卿、侄儿季明相继被反贼残忍杀害，颜真卿满怀悲愤写下《祭侄文稿》，“我看到血，一丝丝自纸而泅出，将字迹渐渐覆盖”。这泣血的笔墨已然超越书法的法度，成为震古烁今的千古绝唱。在《未竟之旅》一篇，作者从大处着眼，用“月色、江海”框定苏轼书法和生命的气象，又以“季常、子由、美人”具体写出东坡在友情、亲情、爱情中的情感脉络与生命温度，最终在“书家”一节提炼出苏东坡“无意于佳乃佳”的超然。可以说，书法之道不在心外，心有多高远、多旷达，笔下的气象就有多辽阔。
艺术发展史同时也是艺术的反叛史，面对前辈艺术家，后辈艺术家膜拜、学习之，又不愿意活在其“阴影”之下，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加以超越。《翰墨书》的各个篇章似乎是独立的，又始终互文。从开篇的王羲之到终章的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书家并不总是静默地屈从于他们的时代，不仅与同时代的书家切磋、竞争，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前辈艺术家。晋人尚韵、唐人重法、宋人贵意、元明取姿，不同时代的审美尽管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连，也与书家的艺术自觉有关。因而《翰墨书》不是一本单纯品评书艺的随笔集，而是一部书家主体精神与时代命运相互激荡的心灵史、一部始终充盈着对话与争吵的思辨录。
王羲之的真迹虽缺席，但“仅凭数卷临本或摹本及一些刻帖，我依然活在一个巨大的荣耀和光环里，除我之外，恐怕绝无仅有”。王羲之不仅创造了书法史上的高峰，也引发了后辈书家的焦虑。他们总是以偏移、改写或另辟蹊径的方式，在王羲之开辟的书法王国里另行寻找一块领地。张旭以“狂”继“韵”，突破晋人书法雅正、遒丽的范式，“王羲之、王献之所形成的草书范式，被我冲破和颠覆了”。在作者笔下，张旭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他在草书上的成就是一场自觉的、带有反叛意识的突围。颜真卿虽然学习“二王”，但是他将自己的人格气节融入书法中，开创了与王羲之“内擫”并举的“外拓”典范。面对张旭、颜真卿两位老师，怀素的突破口在于他将禅意融入创作，“取消机智、机巧、技法的羁绊，进入万法皆空的书写”，从而形成简淡空寂、意到笔随的风格。宋代的苏、黄、米、蔡，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等书家无不是在前人所立之法上，构建自己的法。作者借解缙之口指出：“我是以背叛王羲之的方式继承他。”书家有法可循，却始终不困于法。
张力、诗性一定程度上成就作者散文创作的筋骨与审美品格，也造就作品独特的韵律与思想纵深。他在白与黑、内与外、新与旧等二元及其相关转化间试图把握生命的真相，说出那不可言说的道。在书写形式上，作者在刚与柔、思与诗、轻与重之间找寻一种流动的平衡，一块超越非此即彼的飞地。书法本身是一种张力的艺术，虚与实、浓与淡、正与欹、藏与露、方与圆、拙与巧等二元范畴，在对立与转化间，构造了书法的大千世界。八大山人的署名常常四字竖连，像“哭”，又像“笑”。这也恰恰对应着他充满张力的书法艺术与人生际遇。《燃烧的画像》写了八大山人的荣与辱、沉痛与超然、内敛与癫狂，也写尽了他“以白当黑”的心路转变，及其书法由哭到笑的旷达。这人生的哭与笑，纠结与释然，最终被糅进笔墨，变成纸上的“不语禅”。
总之，作者以沉静、含蓄、诗意、思辨的笔触，展现了多位书家的艺术追求与精神世界。“道不远人”，这部书为当代人的生命安顿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参照。
（作者：苏勇，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