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信之路（3卷）》，金慧敏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
文化自信的历史生成逻辑
■孟繁之
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化自信之路》的出版，及“‘四个自信’之路”丛书的策划，恰逢一个需要重新审视“自信”内涵的时刻。我们今天谈论文化自信，很容易滑向两种极端：要么沦为抽象空泛的自我肯定，要么退化为情绪化的文化防御。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论证“我们应该自信”，而在于回答一个更困难也更富学术分量的问题：这种自信，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中一点一点生成出来的？
从全球史视野观察，1840年以来的中国并非简单的“落后”或“挨打”，而是被强行卷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原有的经验世界、意义结构与知识秩序发生剧烈断裂。正如德国史学家科泽勒克（1923-2006）所言及的“鞍型期”，在中国体现得尤为具象及尖锐：过去不再能够充分解释现实，而未来又尚未形成稳定预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深层的认知悬置之中。传统的知识体系突然之间不足以应对新的问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新的知识又无法立刻构成一种稳定而自洽的结构。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也在这一时期、这一过程中万流归海，被迫归向一个共同的“今日世界”。因此，中国近代以来首先失去的，恐怕还不只是力量本身，而是解释世界、解释自身以及据此安顿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信”首先就不是一种可以自然拥有的状态，而恰恰是一种必须在危机中重新建构的能力。
《中国文化自信之路》上中下触及的关键处正在于此：所谓自信，是一种在危机、断裂、试错与重建中生成的能力。这一判断，在我长期关注的晚清人物周馥身上得到深刻印证。周馥出身于传统科举文化世界，又深度卷入由李鸿章与他主导的洋务运动、地方治理与对外交涉，必须面对铁路、币制、河工、教案、外交谈判等一整套此前士大夫未曾遭遇的新问题。在所著《负暄闲语》中，周馥反复讲“诚”“敬”“克己”，看似完全属于传统儒家；在现实中却必须处理现代国家治理事务。这不是“知行不一”，而是两种知识体系在同一主体身上的强行叠加与持续冲突。
对于李鸿章、周馥那一代人而言，“中体西用”并非一个保守口号，而是在文化崩塌边缘努力维持主体性的最后尝试。他们既不可能完全排拒西方，也不可能放弃自身传统，只能在不断试探中寻找最低限度的平衡。周馥在《玉山文集》中明确提出：“圣贤处今日，断无不变法之理。”同时又强调不可“逐末忘本”。这绝非保守，而是一种清醒的历史判断：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变到什么程度、如何去变、由谁决定边界，必须由自身把握。文化自信，正是这种在巨变中持续辨认“可变”与“不可变”的能力。
在《教务纪略》序跋中，周馥处理中西宗教冲突时并未简单排斥，而强调冲突往往源于对对方教义与背景的不了解。这种态度已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互释”意识——真正稳固的文化自信，往往不表现为对他者的简单排斥，而伴随着理解他者、并在理解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奏请禁革买卖人口时，既援引中国传统“仁政”观念，也参照西方废奴实践。这表明中国开始从一个内部自洽的文明体系，逐步成为参与全球规范建构的主体。
由此理解《中国文化自信之路》的意义：它所呈现的不是单线条的“复兴叙事”，而是充满断裂、迷惘、否定、冲突与重建的复杂历史过程。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从思想革命到新理论体系的形成，每一步都不是自然而然、线性递进的，而是在激烈争论与反复试错中艰难展开。今天谈文化自信，若不回到这一历史过程，就很容易将其误解为先验存在、天然正确。而实际上，它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回应世界、重新理解自身、重组知识与制度结构的结果。
以此为基础再看“‘四个自信’之路”丛书的整体构想，其意义更加清晰。文化、理论、道路、制度并非彼此并列的四个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生成逻辑的整体性结构：文化提供价值基础，理论提供解释框架，道路体现方向选择，制度使选择得以稳定并转化为组织能力。晚清时期，文化仍在但理论动摇，道路试探屡遭失败，制度陷入僵化失能——结构性失衡导致长期危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实践，正是逐步重建这一断裂的结构，使四个层面重新形成彼此支撑、转化的关系。所谓自信，归根到底来自这种结构性的重新整合。
当然，这套丛书若欲进一步提升学术深度与国际表达能力，尚有若干方向值得着力。其一，让历史真正“说话”，强化个案、人物与具体情境的维度。像周馥、周学熙这样的“边界人物”，虽不总处于舞台最耀眼之处，却是连接不同知识体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关键节点，而不简单是几位思想理论著作者。其二，引入明确的全球比较视野。没有比较，难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只有放在不同文明与现代化经验的比较中，才能充分呈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其三，增强当代问题意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技术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丛书不仅要说明中国“如何走到今天”，更应思考中国经验“如何面对明天”。其四，打磨语言与表达方式，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前提下，通俗易懂，使其具有更强的思想穿透力、叙述感染力与国际传播能力。
从李鸿章、周馥的时代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越近两百年的历史过程：从失去解释世界的能力，到重新获得解释自身与世界的能力；从传统秩序崩解后的认知失重，到在复杂历史经验中逐步形成新的知识、道路与制度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自信从来不是预设的，而是一种经过历史淬炼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与选择能力。真正稳固的自信，不是因为从未经历危机，而恰恰是因为经历过危机；不是因为从未失败，而恰恰是在失败中不断学习、修正和重建。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任务是在崩塌中寻找出路，那么当代中国的任务，就是在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经验之上，形成一种更具自觉、更具系统性、也更具世界表达力的知识体系——不是简单地讲述中国，而是使中国经验具有解释中国、解释现代性深层问题乃至参与解释世界的能力。《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及“‘四个自信’之路”丛书所承担的任务，正是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转化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知识表达。若能做到这一点，其意义将不仅属于中国学术内部，而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部分，甚至参与未来人类知识秩序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