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心中的北斗
——长征书写中的崇高之美
■徐大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红军将士历尽千难万苦完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壮举，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从未动摇。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长征作品，依然能感受到这束信仰之光是如此耀眼。
董必武在《出发前》中回忆：“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出发时，没有人知道前面要翻越多少座雪山、穿过多少里荒无人烟的草地。可即便如此，将士们依然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路。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具体道路的未知，与理想信念的坚定，构成了长征书写中最意味深长的地方。今天，人们拥有越来越精密的导航工具，但知道一条路怎样走，与懂得自己为何出发，并非同一个问题。长征留给今人的思考是：当前途未卜时，我们凭借什么坚持正确方向？又凭借什么把理想走成道路？
用行动召唤未来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砭人肌骨，混身打着战。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陆定一在《老山界》里写下的这段文字，有着严峻的历史背景。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向桂北山地进发，翻越一座难走的高山：“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战士们举着火把，贴着悬崖盘绕攀行，夜间只能在狭窄的山道上歇宿，稍有差池便可能粉身碎骨。这段文字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行军条件的艰苦，更在于革命者的诗意与从容。在恶劣的环境中，作者依然能欣赏到星空之美，这份从容，生长于红军将士们共同承担的历史处境之中。
长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正在于红军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超越个人得失，以实际行动显示出的道德力量。西方经典的崇高论，从朗吉弩斯、伯克到康德，讲的多是浩瀚之物如何令人心生恐惧与敬畏，又如何在这恐惧与敬畏里，激发出人类理性的伟大。西方的崇高是观者始终身处安全距离，面对一个可以被观看的巨大对象时，所发出的赞叹。长征书写所提供的独特经验，不是隔着安全距离，不是在想象中超越危险，而是在饥饿、寒冷、战斗中承担危险。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如何抉择，如何对待战友和群众，又如何承担历史的责任……在实践和斗争中，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的崇高。毛泽东《七律·长征》，将艰难的征途，化为雄浑开阔、理想浪漫的词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精神上的坚韧、超拔，重新审视困难的重量。词中的山河，因而具有了双重面貌，它既是需要跨越的艰难险阻，又成为革命者信仰与意志的象征。这种信仰正是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基础之上。
语言哲学对陈述与承诺有精妙的区分。所谓陈述，是以陈述事实为目的，只负责告知情况，而不必须履行义务。而承诺，则是在一个事实尚未形成时，主动给自己施加义务，作出保证和允诺。“继续前进”“一定要走出去”“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红军的这些话并非对既定事实的陈述，而是在用语言和行动，召唤一个尚未到来的未来。说者已然改变了自己与未来的关系，从身处安全距离中的旁观者，变成了置身行动的责任者。赵镕的《长征日记》记录翻越夹金山时，年过花甲的炊事班长赖有发，背着行军大锅，走到雪线时实在挪不动了，坐在雪地对战友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别浪费时间了……留点力气打鬼子去吧……我实在不行了……祝……祝……革命成功！”他不是在陈述一个已经确定的结果，而是把一个尚未存在的未来，预先承诺出来。真正的信仰，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对未来的责任承担。
照亮长征道路的，不只是天上的星辰，更是由科学理论、人民立场和共同奋斗构成的精神灯塔，那是人们心中的北斗。
他者之眼的见证
为了更好地理解长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还可把目光延伸至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记录者。
瑞士传教士勃沙特，随军走过黔、川、湘、鄂、滇五省。尽管他始终坚守基督教信仰，但却在《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写道，“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份记录之所以有分量，恰恰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立场不同、心存偏见的外国人。在漫长的共同跋涉后，勃沙特选择忠于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他写道，一名卫兵在他饥饿无力时，从过往战士那里设法要来一碗冷饭，“自己一口也没吃全让给了我”。在一段冰雪山区的行军中，骑在马上的红军指战员看到勃沙特累坏了，让卫兵扶他上马前进。《神灵之手》对长征崇高精神的呈现，体现为艰险之中仍未泯灭的生命关怀。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红军将士，随后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广为人知的《西行漫记》。斯诺对长征的肯定，不仅在于承认其军事成就，更在于赞赏红军将士在极端困境中表现出的精神力量。他指出，“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青年战士“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于远征的艰难与牺牲之中。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通过访谈、观察和记录，让外部世界得以深入认识红军及其走过的道路，使红军将士在中外读者眼中成为有面容、有血肉、有理想的人。伴随着斯诺的讲述，军事上的危险与精神上的坚韧相互映照，对长征的书写也由此从军事地理和兵力部署，深入人的信仰、组织力量以及军民关系之中。
半个世纪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亲身重走了一趟长征路。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并将红军将士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视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作者在该书结尾肯定其“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索尔兹伯里注意到，长征中，许多医生自己已经体弱患病，却仍反复穿越沼泽寻找掉队者，正使这种崇高精神获得了具体的形态。他由此把长征称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认为它使人重新认识人类精神的力量。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一个76岁的老人，用自己衰弱的身体亲自感受后，得出的一个证词。
长征由此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证词结构，亲历者以生命证明自己为何出发，旁观者以良知证明自己看见了什么，后来者则以重新行走证明了这段历史——长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长征精神不断被书写
90年来，长征的历史和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书写，从亲历者的日记、诗词、回忆，到小说和纪实文学，长征书写既保存了历史，也探索怎样让后来者不断走近历史。
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将长征这条漫漫长路，比喻为一条鲜红的飘带，它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用足迹与鲜血写下的人类英雄史诗。作品既有史笔，也有诗笔，让抽象的长征概念，变成有血有肉的故事。书中写道：“草地上一没有村庄，二没有大的森林……即使没有大风，夜间的温度在夏季也达到零度左右，那是相当难熬的。说实在话，在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同志间彼此的体温，正是依靠别人的体温才能度过漫长的寒夜。”在前途迷茫、环境极端恶劣的绝境中，支撑红军走下去的，是心中那永远不灭的理想。
王树增历时6年搜集史料、走访老红军、重走长征路，完成7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该书着力书写红军将士的奋勇与信仰，写战士在绝境中如何坚守信仰，写长征精神对民众的唤醒：“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
近年来，对长征精神的重写仍在继续，并衍生出多元叙事方向，丰富了长征作品的图谱。党益民的《根据地》、李镜的《出关》、王朝柱的《延安颂》、钱林森和城光的《绝密交通线》、刁仁庆的《红色任务》、中共罗山县委宣传部的《北上：从何家冲出发》、尹霞的《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陈伙成的《而今迈步：从头越》、刘卫和秦红的《自驾长征路》、曹敏华等的《红军故乡》、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等，从革命历史的追溯、地方记忆的发掘到当代实践的观照，既拓展了长征精神的叙事空间，也呈现出革命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经验的对话。《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也分别推出以重走长征路为线索的纪实书写、以历史物证为切入点的微观叙事、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等，从不同层面延展了长征精神的文学表达。
或许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长征从来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更是一个动词，它召唤着我们用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逢重要历史节点，总会有人重走那条路，现实中的重走、文学中的重写，一次次将历史记忆带回当下。前路未必总有现成的地图，心中却不能没有方向。那些先行者已经用足迹与生命告诉今人，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理想付诸行动，在实践中不断辨明方向，心中的北斗便能照亮脚下的道路，也能照亮通向未来的征途。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