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多重视野下的中共抗战》，张太原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
不止于战场
——评《中流砥柱：多重视野下的中共抗战》
■杜玉芳
《中流砥柱：多重视野下的中共抗战》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张太原牵头撰写，书稿既拉开了宏大的历史框架，又细腻地挖掘弹药来源、情报收集与利用等鲜活细节；既关注战场上的交锋，又打破传统抗战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将目光投向社会救助、民生治理等多维场景，以“不止于战场”的开阔度、纵深感，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生活在一处、战斗在一处，共同抵御外侮的真实而立体的抗战图景。
从东北率先举旗到《杨思一日记》中的人民武装本色
谈及中共抗战，多数人的印象往往始于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敌后游击战，而本书将历史视野拉回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的东北，清晰还原了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国旗帜”的历史图景。彼时，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东北大地，国民政府却声言“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家与民族陷入危局。在此绝境中，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国旗帜，鲜明提出要由广大民众自己站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从组织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运动，到支持、援助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再到组建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成立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联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都彰显着其坚定的抗日决心，以及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使命担当。
值得指出的是，书稿对这段历史的呈现，并非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通过对中观场景甚至微观细节的描摹，深度还原历史场景，让读者在历史的幽微之处，切身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无情。这一点，从作者引用的第一手史料《杨思一日记》中可见一斑。“我因情况不明，撤出大宣，敌即纵火焚烧大宣、墙头、石家弄等村子”，“浙保又来袭击，仓促撤退，遗弃日用品及背包甚多。为了便于休整部队，星夜通过封锁线”，战场的无情与瞬息万变，尽在不言之中。“同志们因疲劳过度，遭此意外曲折，情绪顿为低落”，“当天又作战了一天，再加上20里路的行军与爬山，疲劳已极”，“十几里路直走到天明”，战士虽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也是肉体凡胎，日记中“疲劳”二字频繁出现，而与之相应的却是“奔走与流动”不停——战场上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但他们不是独自在战斗。在“情报就是生命”的战场上，群众为这支队伍提供了非常之多的敌情线索。正如书中所言：“群众如同黑暗中的点点星光，为游击队标识出危险、陷阱以及猎物之所在。因为有群众导航，中共游击队绕圈奔跑，才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杨思一日记》是一个战士的记载，记录的是“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但折射出的是时代风貌，特别是鲜明呈现了中共游击队“奔走与流动”的真实生存状态，直观证明了中共游击队是与民众紧密相连的“人民武装”。
在“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使命下团结军民、凝聚民心
细读本书不难发现，“抗日”与“发展”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双重使命，亦是书稿着重呈现的双重视角。书稿以大量笔墨书写了中共以根据地为根基，探索社会治理、推动根据地发展的早期实践，生动展现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兼顾战斗与建设的战略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宣传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
在社会治理中，中共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指引，创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发明了“红绿票选法”“画圈法”“香烧洞法”“投纸团法”等接地气的、适配根据地居民文化水平的民主选举方法，让普通民众真正享有参政权利。同时，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等社会顽疾，改造二流子、巫神等闲散人员，重塑根据地社会风气。尤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和抗日 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理念深植于群众心中，形成了上下同心的奋斗氛围。
这些举措不仅重建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更打造出一片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净土，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成为群众的真切感受。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始终贴近群众、体恤群众，与群众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最终充分激活了植根于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也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充分践行“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的理念，无论是国内的“开明士绅”，还是海外的“华侨华人”，无一不在中共的团结之下，无一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书稿从“国内”“海外”两个维度展开，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维和灵活方法。
在国内，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共的紧要任务。书稿细腻刻画了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中共中央对地主士绅阶级的态度变化和政策变化。中共敏锐预见到地主阶级会发生分化，特别是中小地主可能会加入抗日阵营。在与地主士绅接触的过程中，中共依据其政治倾向、抗日积极性及对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情况，划分出“公正绅士”“抗日绅士”“进步绅士”等，并对其中积极投身抗日的人士给予充分肯定。一方面受外部形势的推动，另一方面出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内在需求，中共对开明士绅的认识不断深化，团结、争取开明士绅的政策也渐趋成型。书稿对这一政策形成过程的回顾，极为鲜活地彰显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战略思维和灵活方法。
在海外，中共同样注重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加强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书稿以中共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统战工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揭开了党促成华侨华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貌的一角。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更加广泛地关注海外华侨华人的抗日动员工作，与美共中国局形成了联动局面。周恩来派赴美国的党员创办了《美洲华侨日报》，借助这份报纸构建了与致公堂等华侨组织广泛、固定且合法的联系渠道，形成了隐秘的社会网络，并累积了信任；而其宣传内容以公正客观的导向、贴近华侨的内容、高超的报道技巧与温和的政治态度，争取了更大范围的支持者，并逐渐向华侨华人渗透着中共的政治主张，形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综观该书，其以兼顾宏观视野与微观史实的多元视角，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既生动再现了立体鲜活的人民战争图景，又深度还原了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真实样貌，更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在危局中不屈不挠、逆势抗争的精神韧性，对于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大力弘扬、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