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湖北黄陂人，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６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鄂中区党委代理书记、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和党团书记。１９４４年４月病逝于湖北省大悟山北的高家洼，时年２９岁。
一
杨学诚又名奇山，１９１５年８月８日出生在黄陂县研子岗杨保益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祥和给地主当长工，母亲黄氏操持家务，养育杨学诚兄弟５人，家境十分贫困。杨学诚幼年家贫无钱上学，常跑到私塾的窗下，听先生讲课，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学着写字。父母看他好学上进，便卖掉仅有的一点薄地，送他入私塾读书。后来，在本家三伯杨祥华的资助下，到汉口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１９３０年，杨学诚考上湖北省立高级中学，因经济困难只得勤工俭学，白天读书，晚上做工。１９３４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
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濒临危亡之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职责”。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杨学诚同数千名学生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包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水龙，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对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
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华北农村，党通过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杨学诚、李昌、于光远都在第三团任先遣队员，负责侦察情况，选定路线，交涉食宿。数九寒天的华北原野，风沙漫天，寒风刺骨。杨学诚和同学们一道四处奔走，长途跋涉，终于把抗日救国的火种播向四面八方。
１９３６年２月１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后，杨学诚成为“民先”队的活跃分子，担任了“民先”队的很多重要工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值勤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巡逻放哨。凡是比较艰苦的事，他都抢着去干，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在一次清华大学的反法西斯大会上，一个混入学生中的汉奸跑到会场来捣乱，打翻了会场门口写着抗日标语的灯笼，撕毁了会场标语。杨学诚首先振臂而起，率领同学们痛打了这个坏蛋。
２月２５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５０００多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逮捕了蒋南翔等学运领导人。在这紧急关头，杨学诚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进步同学抢回了蒋南翔。大搜捕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民先”队的主要领导人被迫离校隐蔽。为了继续开展斗争，３月间，清华“民先”队举行队员大会，选举杨学诚等５名同学组成新的大队部，领导“民先”队同右派学生组织——护校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５月，杨学诚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清华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最激烈的斗争阵地之一，各派政治势力交混庞杂，就是左派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杨学诚头脑非常清醒，他在各种会议上，以自己具有的演说家的才能，极有说服力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驳斥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无耻滥调。斗争的实践使他成为清华园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１９３７年５月，刘少奇、彭真率领杨学诚、黄敬、李昌、林一山等到延安，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亲自跟北方青年谈了话。杨学诚和李昌从不同的角度在代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一些意见，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后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的结论部分，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
回到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共北平城西区委书记。
７月２９日，北平沦陷。杨学诚和蒋南翔等人隐蔽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小会馆中，秘密筹划组织流亡学生抗日救国工作。在离开北平前两天，他俩设法通过日寇的重重岗哨返回清华园，分头将藏在那里的秘密文件烧毁，后又集合起城内部分“民先”队员，撤到天津开紧急会议。大家决定分兵两路，一部分“民先”队员北上参加抗日游击队，另一部分南下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杨学诚和蒋南翔随队南下，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９月初，杨学诚到达武汉，在武昌三道街租了几间房子，办了一个补习学校，作为活动据点，团结和组织平津以及上海、南京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
９月３０日，“民先”队在武昌设立驻武汉办事处，于光远任办事处主任。不久，“民先”总队部即由北平移驻武汉。武汉地区的“民先”队员发展至２００余人。１２月２８日，根据中共湖北省临委的决定，以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民先”队为基础建立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成立青年救国团总团，由袁汝镛任总务，杨学诚任总团部中的党团书记。青年救国团在武昌、汉口、宜昌建立了区团部，在全省３６个县以及江苏徐州、湖南长沙、河南、四川等地建立了１５４个分团部，至１９３８年７月已拥有５万余名团员，武汉地区即达１万余名。
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成立后，杨学诚即参加了省委领导工作，任省委青委书记，不久改任省委青年部长，负责领导武汉和全省青年运动。
二
南京沦陷后，日寇逼近武汉。遵照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学诚和何彬、方毅、陶铸、张执一、刘青等分赴鄂东、鄂中、鄂北、鄂南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１９３８年６月，杨学诚来到鄂中工作，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他主持鄂中特委，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和纠正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在鄂中准备抗日游击战争，并与陶铸一道，深入鄂中农村，发动群众为日后打游击早作准备。
杨学诚在鄂中首先致力于干部的培养训练，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去开展敌后工作。当时由于董必武在武汉的统战活动，陶铸打通了石瑛和李范一的关系，于１９３７年冬在应城汤池办起了“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以这种名义培训抗日骨干。由于成绩显著，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因此也遭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陶铸被迫离开汤池。这时，当地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工作就由杨学诚担任。他住在夏家庙主持工作，在原先的基础上，先后又以汤池临时学校的名义，招收爱国青年，办了两期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以补习文化为名，实以学政治、军事为主。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培训了６００多名抗日武装干部，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经过训练的党员干部分赴各县工作，很快建立起各县县委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在特委和杨学诚的领导下，鄂中的群众抗日活动迅速蓬勃地开展起来。
１９３８年中秋节前，杨学诚在应城潘家集召开了为期３天的鄂中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分析了鄂中的斗争形势，提出了“全党军事化，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同时决定以应城的矿区、京山的石板河、天门的皂市、安陆的雷公店、应山的肖家庙等地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会后，他深入鄂中各地检查督促，在给钟祥县委书记的信中写道：“武汉情况紧急，要马上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装斗争上来，想方设法搞枪支，准备上山打游击……”县委按照杨学诚的指示，紧急行动起来，人人动手搞枪，有的从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手里买，有的从联防队里往外拉，很快就搞到了几百支枪，组建了“应抗”第四支队。
杨学诚十分重视在工人中发展武装，他同特委的同志们经常深入到应城膏盐矿区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筹划拉起一支队伍。在矿区潘家集成立了党小组，直属特委领导。他多次到蔡松荣家，要他利用自家的有利条件，组织群众购买武器，尽一切可能作好打游击的准备。蔡松荣根据特委和杨学诚的指示，以矿区的几个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为基础，拉起了一支有４条长枪、４条短枪的队伍。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这支小游击队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的中队、大队、支队，直到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
在特委的号召动员下，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三五条枪、七八条枪的小队伍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最后汇集成强大的革命队伍。与此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特委动员了鄂中地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立了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以丁家冲一带为根据地，同日寇和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把抗日的烽火燃遍鄂中各地。后来，这支抗日队伍编入了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李先念在《一年来鄂豫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我们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征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原福同志以２８条枪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蔡松荣等同志以８条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陶铸也赞扬说：“在发动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扩大武装部队的工作上，学诚同志都有很大贡献。”
三
１９３９年２月上旬，钱瑛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在随县长岗店主持召开了鄂中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原局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决定，宣布成立鄂中区党委。鄂中区党委由钱瑛任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３月，钱瑛调走后，由杨学诚代理书记）。２月２１日，区党委在随县长岗店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政权”及中原局关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决定，确定鄂中党的总方针为争取抗敌工作委员会存在，加强统一战线，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６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抗”部队会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整编扩大鄂中抗日武装的指示。６月１９日，会议接到中原局刘少奇、朱理治的电报。电报指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５０００人以上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扩大会议对区党委成员作了调整，由陈少敏代理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应抗”与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不久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杨学诚在会议上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需要我们，我们就站出来，响应党的号召，统一整编，打出党的旗帜。”使部队整编得以顺利进行。李先念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
１１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东及豫南的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鄂东３个区党委，建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统一管理豫南、鄂中、鄂东３个地区党的工作及抗日武装。１２月初，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在京山八字门正式成立，郑位三任书记，杨学诚担任组织部长，后又兼任社会部长。
无论在哪个时期，杨学诚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支部的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他先后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目前支部的严重现象》《反对党内的中农思想》等文章，用通俗的语言，深刻地指出当时支部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和作风。他亲自派干部深入基层具体抓支部建设，要求每个支部都要摸清每个党员的思想状况。杨学诚还亲自找党员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鄂中党的组织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能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与杨学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受边区党委的委托，雍文涛于１９４１年５月在延安向陈云、王稼祥、蔡畅等领导人汇报豫鄂边区党组织工作情况时，陈云赞扬说：“杨学诚同志在戎马倥偬中还能够找支部书记谈话，具体地一个一个了解支部党员情况，很了不起。”
１９４０年４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豫鄂边区新四军主力东进，留守后方的部队成立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由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统一指挥京山、安陆、应山、天门等地的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坚持抗日斗争。
８月，边区党委决定开辟天西地区为根据地，在南山成立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当时在天西有潘殿华、潘尚斌父子率领的２０００人的地主武装，盘踞在石家河、带家河、西龙尾山一带，他们是坚决反共的顽固派，边区党委决定首先歼灭这股地方顽固势力。８月１５日，刘少卿和杨学诚率部从南山出发，１７日到达天西，随即对潘氏父子发起进攻。仅３个小时的战斗，潘氏父子的匪兵即被全部击溃。刘少卿、杨学诚所率部队控制了石家河一带，并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天门、京山等县委。
１９４１年４月，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在京山向家冲召开，选举成立了豫鄂边区行政公署，杨学诚当选为行署副主席、行署党团书记。他认真贯彻“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阶层，孤立和打击敌伪和顽固势力”的方针，跟开明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同行署其他领导成员一道，制定了施政纲领和各种工作条例，同时健全了组织机构，行署下设财政、粮食、司法、文教等处，还成立了公安总局，并给各专区、各县派了专员、县长。
１９４２年，杨学诫在鄂南亲自抓政权建设，建立了由鲁明健为主任的鄂南行政委员会，各县也建立了行政委员会，并设立乡政府。县、乡政府都实行了“三三制”，在基本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乡政府，在边沿区建立了以我为主的“两面”政权。杨学诚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聚集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乡保长和其他社会人士开座谈会，或登门走访，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晓以抗日大义，争取他们赞成抗日。他团结了各党派、各阶层的抗日人士，努力实施各项坚持抗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措施，改善了边区人民的政治民主生活，动员了广大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为边区长期坚持抗战，发展人民民主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８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边区开辟鄂南地区，为此边区成立了开辟鄂南的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治委员。当时，鄂南的形势十分险恶，它是日寇的后方，也是日寇向南、向西进犯的基地，同时又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前沿。面对强大的对手，我挺进鄂南的部队同日伪军及当地土豪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很快打开了军事局面，建立了中共大（冶）鄂（城）、武（昌）鄂（城）两个工委；从军事上打击敌人，从经济上封锁敌人，使日寇日夜不安；并为党的发展、政权建设、清匪除奸、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杨学诚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拼命为党工作，在开辟鄂南根据地期间，冬天受寒风侵袭，患了结核性肋膜炎，返回边区后，病情日趋严重，终至卧床不起。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要经常作战和转移，跋山涉水，无法得到休息和治疗。边区党委非常关心他的病情，千方百计搞来一点好药，并派医术高明的医护人员来给他治疗。但是，杨学诚终因病情危重，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６日夜，在转移途中病逝于大悟山以北的高家洼，时年仅２９岁。
杨学诚病逝后，边区军民举行了追悼大会，郑位三、许子威等领导人代表边区党和政府在追悼会上致词悼念。杨学诚的遗体安葬在黄陂县木兰山南麓的七峰山下。建国后，黄陂县人民政府为烈士撰写和建树了墓碑。
杨学诚烈士的英名和革命业绩将永垂不朽！
（官翠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