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江苏武进人。１９２０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７年４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在领导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时年２９岁。
一
张太雷，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７日生于江苏常州。原名张曾让，学名张复，后改名张太雷。他８岁时，父亲病故，靠母亲帮人家料理家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１９１１年冬，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教员中也有几位同盟会会员。他们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的民主爱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等人的英勇斗争事迹。张太雷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投入革命。１９１５年５月９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张太雷积极参加，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他不顾疲劳，日夜奔走呼号，参加反日爱国活动，后不堪学校当局对他爱国行动的侮辱，愤然离开了这所中学。１９１５年秋，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是年冬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预备班，１９１６年秋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
１９１７年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震撼，积极投入研究十月革命和振兴中国革命的行动。张太雷深受启发和教育，他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太雷是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分子。他积极参与和领导北洋大学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６月１日，他组织讲演团到天津各地演讲，揭露反动政府出卖山东权益的罪行。６月２日，张太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天津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在斗争中，张太雷被选为天津学生评议会评议长。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张太雷得到锻炼，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魏金斯基和杨明斋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政治情况。在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他们又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６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前往上海，与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还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回到天津后，他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活动。１０月，张太雷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１９２１年春，张太雷被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派往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的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６月，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张太雷和张国焘陪同去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会谈。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现状和中共党的组建情况。８月，张太雷回到中国，继续担任马林的翻译，并在马林与陈独秀之间作了许多沟通工作。
１９２２年１月，在俄国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张太雷以大会筹备者身分参加了会议，并参与了大会宣言《告东方各民族书》的起草工作。会议期间，他还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于二三月间，张太雷先后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是年５月５日至１０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还代表组织处向大会作团纲和团章草案的报告，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团中央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向大会致贺词，表示团组织坚决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动。７月，张太雷和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汇报了列宁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指示，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１９２３年８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共“三大”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张太雷向大会传达了党的“三大”精神。会议完全接受了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革命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会上，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主持团中央的日常工作。８月１６日，张太雷受党派遣，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俄国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张太雷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１９２４年春，张太雷从苏联回国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和团员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４月，他再次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热情洋溢地开展了与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会见了莫斯科各报的记者，宣传中国青年的革命精神。１９２５年１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太雷在会上号召青年们积极投入到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勾结灭亡中国的阴谋。这次大会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仍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二
张太雷是党与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参与者与实践人。１９２１年冬，张太雷受党的委托，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１２月２３日，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与俄国建立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的问题。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张太雷在会上介绍了他陪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况，肯定了孙中山的积极合作的态度。１９２３年６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太雷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大会，积极主张国共合作。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受大会委托起草了《青年运动决议案》。
１９２５年１月，张太雷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他被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并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以及共产党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联系人。当时在广州地区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等共产党人，都是通过张太雷引荐，与鲍罗廷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张太雷热忱的工作精神，使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１９２５年秋，张太雷除继续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外，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主编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张太雷等，主张以武力进行回击。张太雷还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１０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受广东区委的委托，张太雷写了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两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揭露了蒋介石制造阴谋事件，陷害共产党人的卑劣行径；号召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决不能因为敌人造谣而放弃革命工作。由于党内陈独秀坚持其右倾错误，没有听取正确意见，给予敌人以坚决的回击，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５月１５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破坏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这些事件中，张太雷已看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恶野心，提醒革命党人“要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５月２６日，他发表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６月上旬又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是旨在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
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初，张太雷随鲍罗廷离开广州，来到武汉。此后，张太雷便留在武汉工作。他一方面继续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另一方面积极参加领导湖北革命群众运动。
北伐军控制湖北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湖北地区革命形势也全面高涨。但革命和反革命的搏斗极其尖锐，统一战线内部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党中央为加强对湖北党的领导力量，于１９２６年９月决定将湖北地委改组为湖北区委，先后调彭泽湘、李立三、张国焘任区委书记。１９２７年４月，党中央派张太雷接替张国焘任湖北区委书记。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张太雷领导湖北区委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在武汉举行了３０万人的讨蒋大会。与此同时，湖北省各县市人民群众也纷纷举行讨蒋集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帝国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互相勾结，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过来。他们到处打杀工农运动，制造流血事件，直至武装叛乱。湖北武汉地区处于帝国主义干涉和反动军队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急转直下，中国革命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张太雷临危受命，斗争极为艰苦和残酷。针对反动派打杀工农运动以打击革命的目的，张太雷领导湖北区委，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坚决打击镇压工农运动的事件。４月２４日公开宣告正式成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并要求各县速设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打击土豪劣绅反扑的嚣张气焰，坚决支持农民运动。
为挽救革命危机，认清形势，制定党今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出席了会议，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张太雷和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还与其他代表一起酝酿不选陈独秀当总书记。但是，大会在陈独秀控制之下，拒绝正确意见，所以会议没能解决在革命危急关头指导革命的正确方针。在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央委员。５月中旬，中共湖北区委改组为中共湖北省委，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陈潭秋、郑超麟任常委，省委机关设在武昌巡道岭。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对革命的活动，并和蒋介石勾结，阴谋叛变。５月１７日，驻省内的唐生智部夏斗寅独立师发动叛乱。６月５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在这革命遭遇危机的关键时刻，张太雷坚定地面对逆流，有条不紊地一方面完成党中央委托的工作，另一方面坚定地主持湖北省委的应急工作。当时，党组织已不能公开活动，但他仍不顾危险奔走在武汉三镇，召开会议，安排工作，部署各项应变的工作。６月５日，他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批驳反动派对工农运动恶毒的攻击，教育革命者要坚定立场，帮助工农武装起来，保卫革命，保卫自己。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０日，张太雷主持中共湖北省委发布了《为欢迎北伐军凯旋宣言》。在宣言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一切军阀，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现在一些旧军阀虽然打倒了，新军阀蒋介石却产生了。”我们必须“进一步讨伐蒋介石”。对于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等反动分子“到处惨杀工农”，“必须要给这些反动势力以大镇压；重新建立农村的革命势力，将农民武装起来以巩固革命的基础”。６月，张太雷主持中共湖北省委提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工作要点”，其主要内容有三：（１）关于国共合作：中共与国民党真正左派中央委员（如宋庆龄、邓演达等）及各省左派领袖合组革命同盟，发表共同政纲，以表示对修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不同意见。共产党人将负责到底，决不辞职，应劝说国民党左派勿消极，要为民众痛苦说话，停止纠正所谓“幼稚病”；（２）关于工人运动：军队、流氓捣毁或占据工会时，应请政府实行保护工农政策，以披露其面目。对资本家废约，则实行各个罢工抵抗。军队如占领省总工会，将由各工会请愿严办，如不得结果，即总罢工。总之，要保护工人已得利益，如遭破坏或捣乱，将予坚决抵抗；（３）关于农民运动：所有革命分子均应积极赞助农民运动，因无农运即无国民革命。农会应发表宣言，指出所谓“幼稚”与“过火”的论调，只能是给反革命以摧残农运的机会，“幼稚”、“过火”是非事实，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反对农运都是违背孙中山遗愿的。要历述农民之苦，继续反对贪官污吏之剥削，实行秋季抗租减租运动。鄂北可以武装农民上山，鄂东可以招兵募夫，作好应变准备，以保存革命之基础。
６月２８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时局问题。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敌人可能耍出“马日事变”的把戏，我们要及早预防敌人的阴谋。与会同志认真考虑张太雷的意见，为安全起见，决定将中央机关由汉口迁至武昌湖上园，省委机关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２号。７月１日，党中央在汉口继续开会，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气愤地斥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大家的坚持下，会议最后作出了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实行决裂的决议。
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撤除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组成，负责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汉，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以决定新的政策。７月ｌ３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秘密的紧急会议。会议鉴于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与蒋介石已决定联合反对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会议决定：（１）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２）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３）迅速召开党的扩大紧急会议。会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从即日起退出国民政府，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推翻反动政权，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在这之前，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召集了武汉地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张太雷和陈潭秋主持会议。省委对当前政治形势作了分析，认为随着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武汉国民政府很快也会叛变，要大家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据此，省委宣布：已公开的党员立即撤出，或去苏联学习，或去九江追赶贺龙、叶挺的部队；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来坚持斗争。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也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大肆逮捕和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张太雷是被通缉者之一。是时，湖北武汉地区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党的组织和湖北省委都已转入地下斗争，张太雷也从武昌湖上园迁往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了。７月中旬，张太雷受党中央指派，秘密前往江西庐山，了解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情况。随后，他回到武汉，会同中央常委李维汉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进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７月２８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集党的紧急扩大会议问题。会议要求各地迅速选派代表来汉，分析当前的紧急形势，以便制定挽救革命的措施。会议还决定发表《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党员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起，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８月３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张太雷和李维汉在会上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的结果，并讨论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８月７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张太雷出席了紧急会议，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四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包括南洋在内）的武装起义工作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８月１１日决定任命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和陈权筹组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并调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的南方局，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的武装暴动工作。７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调原江西省委书记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
８月１９日，张太雷辗转来到香港，与原中共广东区委有关同志杨殷、阮啸仙等取得了联系。２０日，张太雷召集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积极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广东工农民主政府。会议还决定分别组织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通过了暴动各项准备工作的决定。９月１９日，张太雷秘密从香港来到潮州，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并向南昌起义部队前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２３日，起义部队攻下潮州，接着成立了潮州县工农兵学商联合政府。２４日，起义部队攻下汕头，张太雷赶往汕头，会合周恩来、李立三等，并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１０月１５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的报告，总结了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会议重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张太雷为南方局委员，和周恩来、黄平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张太雷仍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会后，张太雷前往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军的善后工作。１０月２２日，他从汕头抵达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有关组织广州起义的问题。１１月１７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１１月２０日，张太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领导广州起义工作。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６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会上，成立了广州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１１月２８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号召工农兵群众行动起来参加暴动。张太雷还领导省委出版了《红旗》，印发了大量传单，向广大群众广为宣传起义的意义。此外，他还亲自召开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在争取张发奎军队的工作中，他深入到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作形势报告，部署起义工作；在农民运动方面，他利用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条件，派阮啸仙等深入省内各地组织武装农民，配合广州起义。
１２月５日，中央给广东省委来信，同意广州暴动的计划。６日，张太雷在广州沙面召开广东省委常委紧急会议，讨论了起义政纲、宣言、告民众书和起义力量的具体部署，以及起义胜利后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时各部门的人选。会议决定：１２月１２日举行起义。这时，正当起义工作紧张有序的准备时，起义指挥部秘密掩藏在广州大安米店的武器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闻讯告密。１２月９日，汪精卫电告张发奎马上采取行动，公安局也加紧全市户口的审查工作。情况极为紧急，张太雷于１２月１０日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所属的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分析了以上发生的情况，决定把起义日期提前到１２月１１日凌晨举行。起义前夕，张太雷召开了教导团、警卫团的骨干分子会议，决定１１日的凌晨３时半起义，当日的行动口令为“暴动”。张太雷任命李云鹏为起义时的团长，决定起义时各连连长皆由共产党员担任，排长和班长也要由起义积极分子担任。
１２月１ｌ日凌晨２时，张太雷和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等人，来到了教导团驻地，集合队伍，拘禁反动分子。随即举行全团官兵誓师大会，张太雷在会上作动员说：“革命士兵兄弟们！在国民党反动残暴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了和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红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拼个死活外，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起来吧！广州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接着，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宣布了起义的战斗部署。凌晨３时３０分，随着“轰！轰！轰！”三声炮响和“砰！砰！砰！”的一阵起义信号弹划过广州天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由于起义的工农兵群众英勇奋战，至早晨５时，起义军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地区，控制了敌人的各个要害部门。
１１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张太雷主持会议，并庄严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接着，他宣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纲。会议决定当天中午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一致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张太雷当选为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百废待兴，不少问题急待解决，张太雷日以继夜地工作，十分繁忙。由于战事激烈，１１日晚８时至１２日凌晨１时，张太雷在指挥部连续召开了两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并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作好迎击敌人反攻的准备。
１２月１２日，张太雷主持了广东工农兵热烈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群众大会（原定１１日举行，后因其他紧急情况改期）。他首先向大会宣布：“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红旗招展，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锣鼓声和欢呼声。接着，他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以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名单等。群众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通过。群众大会在下午２时多圆满结束。
这时，被打下去的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从珠江河南岸渡过珠江到猎德，绕道小北门外，占领了观音山。敌人分两路，沿着公园两旁马路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起义军工人赤卫队数百人分两路迎战敌军，教导团工兵连亦闻讯赶来反击敌人。我军重新夺回了观音山。这时，张太雷从西瓜园大会现场返回总指挥部不久，听说敌人反扑，他就和共产国际代表乘车赶到大北门去指挥战斗。当他们驶至大北街（今解放北路）附近时，遭到敌人伏击，张太雷身受重伤，医治无效，壮烈牺牲，时年２９岁。他的死，使处于危急关头的广州起义失去了领导指挥中心。当日晚，敌人援军赶到，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撤出广州的起义武装，分别转移到东江海陆丰、北江韶关以及广西左右江等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胡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