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号手”
■向贤彪
夏日的早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党留庄村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半山坡的“仓夷烈士纪念碑”前，已经有早起的人们摆放的沾着露水的野花。
“仓夷”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党留庄村的群众记得他，中国新闻界的同行记得他。因为他的名字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相连，他的作品曾召唤和鼓舞人们去战斗。他用２５年的短暂人生，对什么是幸福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仓夷，本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在新加坡。１６岁时，在新加坡读初中二年级的仓夷，得知祖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他一刻也等不及，与父母商量要回国参加抗战。父母觉得他年纪小，有些担心。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说服父母。双亲见儿子决心已下，便同意了他的选择。几经周折，仓夷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回国后的仓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流浪生活，后来受到党组织的关注。党组织不但在经济上给予他帮助，还将他送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他担任《西线》杂志编辑。其间，他沿着黄河防线采访，目睹日寇的残暴罪行，写下长篇报道《华北的敌寇在挣扎》。
不久，仓夷来到晋察冀边区，正式加入《抗敌报》。《抗敌报》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被聂荣臻同志称为“民族的号筒”。从此，仓夷成为“民族的号筒”最年轻的“号手”。１９４０年冬，仓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勇敢地投入抗日洪流之中，以笔作枪，为民族的解放呐喊、奋斗，谱写出绚丽的青春之歌。
１９４２年，日寇在冀中展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一个连与日寇连续激战，令敌伤亡惨重。仓夷闻讯后，冒着枪林弹雨连续采访２０多天，真实地记录下战斗的场景，写下长篇报告文学《纪念连》。作品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在《晋察冀日报》以连载形式刊发，引起很大反响，冀中军民争相传阅。
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进入更为残酷的阶段。日寇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广袤土地上，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这个时期，仓夷和同事们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入到最危险的地区采访，写下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作品。他笔下的《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爆炸英雄李勇》《婚礼》《反“扫荡”》等通讯和报告文学，真实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１９４３年秋，河北省阜平县５个村庄的青壮年游击小组，经过三整夜不间歇的劳动，抢收水稻２２０亩。仓夷既是这场战斗的报道者，也是勇敢的参与者。在他的通讯《阜平城西滩的抢稻斗争》中，生动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夜的成熟的稻田在黑压压的人群的劳动下活跃起来了。像羊群在跑青，像蚕在吃桑叶，只听见喳啦啦喳啦啦的割稻声、紧张的脚步移动声……”细腻的笔触，生动的描写，把我们带入到当年紧张劳作的夜晚，分享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抢收稻谷的快意。
随后，仓夷又发表了优秀的纪实作品《李雨》。主人公李雨１４岁参加革命，来到游击区两年，１２次历险。李雨曾被６个带枪的敌人搜捕堵截，最后机智逃脱、毫发无损。在一次次出生入死的战斗中，李雨越发成熟坚定，越发英勇善战，深获群众的赞誉。李雨的事迹，给仓夷的内心带来巨大的情感波澜，他决心写写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深入采访中，两个年轻人话理想、谈人生，说眼前、道明天，加深了情感的共鸣、心灵的沟通。因为作品《李雨》的生动描写，李雨这位机智勇敢的抗日英雄形象走进抗日军民的心中，成为鼓舞人们战斗的一面旗帜。
在仓夷的笔下，人物鲜活、故事感人、描写生动，让人读后深受感染、沉浸其中，备受教育和鼓舞。优秀作品的诞生，源于仓夷厚实的文字功底、高超的写作技巧，更依赖于他的战斗激情和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哪里最危险、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和同事们就奔向哪里，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一个个生动的战斗情景。他总是与他采写的“人物”生活、战斗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交朋友，用深情的笔触写他们的战斗与生活，写他们英勇的抗日故事，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也许，只有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心灵相通、情感交融时，才会有优秀的作品诞生。
仓夷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更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担任报社武装梯队的班长，组织分配给他一支老式的单发枪。这支枪虽然陈旧落后，但仓夷很喜欢，他说：“就算是烧火棍，也能敲死敌人。”在采访地雷战时，仓夷主动参加爆破班，认真学习体验。他不但把地雷部件的专业术语记在心里、反映在作品中，还学会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术。他与同事们外出执行采访任务，怀里都揣着两枚手榴弹，一枚是给敌人准备的，另一枚是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采访奔走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仓夷没有丝毫胆怯，随时准备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
仓夷倍加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谓，更用行动争做一名优秀的党员，为党增光添彩。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他坚定乐观，外出执行任务归来，常常人还没进院子，欢快的歌声就先飞了进去；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他勇挑重担，常常写稿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早上照样精神抖擞地工作；在艰苦的生活面前，他从不叫苦，采访饿了、渴了，就轻轻地敲开老乡的房门，用一撮盐巴换一顿吃食，不拘糠饼子、菜窝头还是一把枣子、两个柿子。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同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为人民争取幸福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为此，他把自己的作品集取名为《幸福》。他在《写在〈幸福〉前面》一文中说：“这本小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边区服务七年间，一些当时当地的零星纪事。书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见，因为我认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
这就是仓夷的幸福观，也是仓夷的人生追求。为了这一崇高的理想，仓夷舍生忘死、英勇战斗，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１９４６年８月，仓夷在执行任务途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２５岁。
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当地政府建造了“仓夷烈士纪念碑”。每天来这里拜谒英烈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仿佛觉得，这位年轻的“号手”并没有离去，他仍在以笔作号，吹奏出高亢激昂的旋律，鼓舞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闯关夺隘、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