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理远赴宝塔山 为胜利呕心冀鲁豫
——记沈彬烈士
■王林鹤
沈彬，原名何志鸢，又名何人懋，祖籍四川潼南永乐，1919年8月30日出生在四川省永川县永昌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中。1937年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泰西行署秘书、汶上县县长、濮县县政府秘书、水西行署秘书长、观城县（现隶属莘县观城镇）县长等职。
沈彬兄妹5人，他居长，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其父何明星是经营手工烟丝生意的小商人，识字虽不多，但思想开明，秉性刚强，为人轻财好施，深受朋友和邻居的敬重；其母周治云是一位温柔慈祥、能吃苦耐劳又深明大义的妇女。
沈彬的父母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有理想、有抱负、正直诚实、真正有用的人。沈彬7岁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对“四书”“五经”中的内容都能熟练掌握，从未因学习问题受责罚。他的书法和文章也极佳，常为亲朋邻居写信、写春联，深受师生和邻居称赞。何明星夫妇看到儿子文才出众，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更是非常高兴，常对儿子说：“只要你奋发向上，哪怕我们起五更睡半夜，吃糠咽菜，就是借贷也要供你上学。”
1933年，沈彬以优异成绩考入永川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一面对社会现象进行冷静观察和分析。他目睹了官僚、军阀的凶残与骄奢淫逸，也看到了工农群众当牛做马，食不果腹，整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生活，深感世间的不公，一颗富有正义感的愤懑之心开始分析思索。他总结道：“创造世界的是那些破衣污体的‘下等人’；达官、士绅、老爷、太太、资本家、地主等，他们原来是吃人血汗的寄生虫；道德、法律、宗教、政府、军警都是维护吃人血汗的。”
1936年，沈彬在永川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时，正值“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面对外敌入侵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沈彬愤懑若狂，决心外出寻一条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路。在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他放弃了能挣钱的教师工作，恳求父母让他外出继续深造。1936年秋，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望，辞别家人，翻山越岭，经过1000多里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四川成都，考入私立协进中学高中部学习。
成都私立协进中学创建于1933年，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沈彬除完成规定的政治、语文、历史等课程外，还博览群书，阅读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中国青年》《大声周报》《星芒报》《国难三日刊》《大众哲学》《资本论》等报纸书刊，从中吸取了新思想、新文化，为他以后走进革命队伍奠定了基础。在老师的熏陶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沈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看清了社会不公的根源。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学校组织的读书会、哲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核心的抗日宣传团、歌咏队、表演剧团等，利用节假日到附近县、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下半年，沈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在成都，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救国组织进行疯狂镇压，许多革命群众被逮捕，许多爱国组织被取缔。面对国民党对人民的血腥镇压，沈彬愤恨难抑，曾一度决心投笔从戎，把鲜血抛洒到战场上。后来，他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无能，就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放弃了投笔从戎的念头，决定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看。沈彬和其他进步学生青年一起，躲过敌人的封锁，向西安进发。途中，有的同伴被国民党抓住关在集中营里，有的牺牲了生命，但他们毫不畏惧，勇往直前。最后经过几千里的长途奔波到达西安，几经周折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初被输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一到延安，沈彬就爱上了这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被国民党称作“墓地”的土地，爱上了这里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了墓地，然而我真奇怪，这里没有坟，古老的黄河边充满着新生命，这里的空气那么自由，成千上万青年生活在欢欣里、劳动里，锻炼着他需要的身心。我高兴了，我幸福了，我找着了世界的光明。”在这里，沈彬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哲学》《民众运动》等一系列政治理论课程和《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排、连、营、团战斗的组织指挥，以及投弹、射击、爆破等技术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训练，沈彬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初步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沈彬在给家人的信中，对这段生活作了概括：“在西北（延安）几个月的锻炼，我真成了斗士，我真能对付人类的敌人了。”这时的沈彬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为了发展壮大山东的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从延安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山东开展敌后抗日工作。沈彬随这批干部告别延安，跨过延河，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1月间到达山东。
到山东后，沈彬被分配到泰西行署任秘书，活动在长清、肥城一带山区。为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集镇、乡村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协助地方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与敌伪和地方封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促进了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
1940年初，沈彬到汶上任县长。当时，敌人派出大量特务和汉奸到处捕杀抗日工作人员，破坏抗日组织，斗争形势严峻。面对这种局面，沈彬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领导广大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自卫。
沈彬对自己在汶上县的一些生活斗争片段有过比较详细的叙述：
“想不到我竟作了我从前最恨的官吏，也作起父母大老爷来了。……是的，我不会摆官架，不会打人，不会骂人，不会刮地皮（只要是一道的人都不会）。我们就会领导人民救生，我们忠实于人民，我们的衙门谁都能自由走进。我呢，谁也能找我接近，询问我的施政情形。我们不会吃好的，一顿窝窝头（北方特有饭），一顿小米饭。今年老百姓穷困，我们吃树叶子和红粮，或是棉花种和红粮，要是吃谷子（不去皮，不去糠）窝窝头是最好的。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没有什么小厨房。我们不骑马，不坐轿，只用两条腿往各处跑，十里百里都是如此。老百姓有事不问富穷，需要亲自去时，只要老百姓一说，县长有事得你去，我就跟着去，不问自己累不累。我们坚决的保护人民利益，谁来侵犯他，我们就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去保卫。人民生活穷困，我们整天的想办法改善。假如敌人以武力破坏乡村，我们也率领着人民去作战斗。”
在沈彬的领导下，汶上县的抗日斗争形势有较大好转，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一次，沈彬在带领群众自卫武装和敌人进行斗争时，被敌人包围，不幸身负重伤被捕。后在党组织和当地群众的营救下脱离险境，被组织秘密送往北平协和医院治疗。5个月后，沈彬伤愈重返汶上，继续领导汶上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开展革命工作。不久，沈彬在带领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攻打日伪据点时，再度受伤，被安排到东平湖以西的濮县境内进行治疗。
1941年秋，沈彬伤愈后，正逢泰西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恶化，地委、行署机关、大部分县区武装和地方干部从泰西撤出之时，他没有能再回汶上。不久，被分配到濮县任县政府秘书。
当时，盘踞在濮县的国民党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摧残抗日政权，捕杀抗日军民，给抗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沈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主动开展工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地方武装一道，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恢复、巩固被敌人破坏的各级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他深入农村，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改造乡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打击了封建地主恶霸势力，改造了封建地主掌管的村级政权，使这一地区的斗争形势逐步好转。
沈彬在工作的同时，也时刻挂念着家人。在延安时，他就曾给家中写过信，要求弟弟、妹妹好好学习，孝敬父母。1943年4月29日在濮县工作时，他再次给分别7年之久的亲人写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想你们要学我的精神，在罪恶的世界里别迷惑了。不要自我主义，要处处为着真理。如果有地位、金钱、势力的一毫念头，那就是卑劣。秀妹、元弟，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弟妹。”
“不要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应该多知道社会，多明了人生的一切。当然也不反对学校内的东西。”
“记着人家（贵人）不要你看的东西多看些，不让你做的多做些。‘读书救国’联系起来，不要光读书。好的青年很多，要多接近他们。”
1943年下半年，沈彬调任冀鲁豫工商管理局工作。为保障军民物资供应，稳定根据地的经济，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44年5月，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关于“在全区各级党政军群干部中深入开展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沈彬来到太行山区林县的冀鲁豫分局党校，集中时间、精力进行整风学习。在这里，通过学习整风文件，进行反省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进一步增强了党性，为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政策，少犯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打下了基础。
整风学习结束后，沈彬和一批地方干部遵照中央的指示和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随军分区八团前往水西。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在郾城、漯河、滴水、遂平、上蔡、西华、临颍、鄢陵、扶沟等县的结合部成立了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开辟了大片解放区。同时，根据冀鲁豫分局的决定，组建了水西地委、行署和军分区，沈彬任水西行署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愿望，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9月，蒋介石调重兵进攻冀鲁豫解放区。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水西地委、行署机关和主力部队八团迅速撤离水西北上，于10月5日前赶往滑县集合。后因黄河渡口被国民党占领，沈彬等部分干部战士无法渡河，只好由北上改为南进。他们甩掉敌人的追击，在琅琊山根据地与豫西军区部队会师。沈彬等部分地方干部被介绍到鄂北宣化店一带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沈彬等一批地方干部从宣化店地区撤出到邯郸。不久，沈彬经濮阳回到冀鲁豫区党委所在地菏泽。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地区，黄河南岸成为敌我双方角逐拉锯的主要战场。沈彬随冀鲁豫区党委撤出后，被分配到观城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观城县是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一个仅有10余万人口的小县。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沈彬来到观城时，正赶上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土改、大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做充分的准备。沈彬一到观城就很快展开了工作，他深入基层农村，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土改，带头参军、参战，组织担架队支援前方战场，发动妇女老人、儿童团参加碾米、磨面、做军鞋等工作，使全县的土改、战勤、参军等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创造了土改与战勤相结合的工作经验，受到鲁豫后方总指挥部的通令表扬。通令指出：“观城县在完成繁重的战勤任务中创造了土改结合战勤的经验。各战线要学习他们的经验，把战勤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1946年9月，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大小杨湖战役和巨野战役，上级要求观城县组织500副担架支前。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县委决定，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协助区、村干部动员群众。沈彬和大家一起走街串户，进行广泛发动，向群众讲形势，讲政策，动员群众积极支前，并向群众保证出差家属不耽误秋收、种麦。经过沈彬和广大干部的努力，大批青壮年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报名参加担架队。很快组织起了一支以宣传部长刘程九为团长，有500余副担架、近3000人的担架队，走上了支援鲁西南战役的第一线。
1947年1月，晋鲁豫野战军发起金乡鱼台战役。沈彬亲自带领由300余副担架、2000余名民工组成的担架队，随军参加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送弹药。仗打到哪里，担架队就跟到哪里，昼夜不停地输送弹药、转送伤员。数九寒天，北风刺骨，队员的手脚冻裂了，他们不叫苦不叫累。有时，因战斗激烈，转运伤员的任务重，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沈彬就为大家鼓劲，他同民工一起勒紧腰带，坚持完成任务。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沈彬带领观城担架队为前线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转送大批伤员，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然而，沈彬却因饥寒交迫，积劳成疾得了伤寒病。
同年2月，上级又要求观城县组织300副担架，支援豫北战役。这时，沈彬的病尚未痊愈，县委决定不让他带队。但沈彬不同意，一再坚持要去。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观城县再次组织了以沈彬为团长的担架队，跟随刘邓大军参加豫北战役。这次共有担架300余副、民工2000余人，在沈彬的带领下，从观城出发，途经道口、鄄城、巨野到达濮阳。因暂时没接受到任务，返回观城孟秋寺。在这里，沈彬针对担架队在行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担架队进行了整顿，表扬了一些表现好的干部和民工，对个别思想动摇的民工进行了说服教育。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沈彬带领观城担架队重新踏上征途。他指挥担架队跟随刘邓大军打汲县，渡卫河，攻汤阴。在汤阴，由于个别队员没有参加过大的战斗，在接近前沿阵地时产生了惊慌情绪，有的甚至想开小差。他及时发现这一情况，为稳定全体队员的情绪，和宣传员一起，边进行宣传鼓动，边教给队员怎样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身体，躲过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在他们的鼓动下，担架队员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部队完成围城打援任务后，迅速撤出战斗。一天晚上，沈彬带担架队随军撤离汤阴时，因天黑辨不清方向，恰又赶上下雨，加上山路崎岖，这些出身平原地区的担架队员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沈彬为避免队员掉队，一会儿跑到担架队的后头，给队员鼓劲加油，一会儿又在担架队前头出现，号召大家向部队学习，加速前进。在他的带领下，2000余人的担架队穿过敌人炮楼林立的封锁区，跨过沙河，一路跋山涉水到达了林县西北部的太行山区。
由于敌人散布谣言，说解放军“5天吃一次小馄饨”“10天吃一次大馄饨”等，当地群众纷纷躲避起来，给担架队的吃住带来很大困难。少数队员产生悲观情绪，有的还求神问佛。为稳定大家的情绪，沈彬向队员讲解山区特点，报告主力部队胜利的大好消息，在队员中开展破除迷信、树立必胜信心的活动。他以身作则，自觉遵守纪律，带领队员住在露天的场地上，不随便动用群众的东西，有空就替群众挑水扫院子，很快使外逃的群众陆续回家，解决了吃住问题，稳定了队员情绪。不过，这里的群众生活也很困难，时间一长，吃饭难的问题又显现出来。为尽可能减轻群众负担，沈彬号召队员艰苦奋斗，用柿子与糠混和后晒干，磨成面，喝糊糊，有时他还亲自与队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小河里捞小虾当菜吃。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用事实教育了群众，驳斥了敌人的谣言。
在这期间，沈彬还参加了冀鲁豫、太行两区联合召开的支前工作总结大会。会上，他代表观城县委、县政府发了言，总结了观城县支前工作经验，介绍了怎样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使支前民工没有出现开小差现象，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豫北战役中，沈彬带担架队从前线抢救伤员，并负责把伤员护送到后方医院。一路上，担架队员不叫苦不叫累，对伤员进行了悉心的照顾。经过数天的急行军，安全抵达南乐县后方医院。担架队于5月初回到观城。这次支前，观城县担架队在沈彬的率领下，跑遍了豫北各县，参加了数次战斗，行程2000余里，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冀鲁豫后方总指挥部在1947年5月13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表扬了观城县担架队：“观城担架队注意了严密组织工作与思想领导，如过铁路西侧时，抓紧思想反省，沈县长带担架深入群众，以身作则。”
然而，沈彬却因在支前途中饥劳过度，导致伤寒病复发。党组织对沈彬的病情非常关心，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对他尽力进行了治疗，但终因病程日久，医治不愈，于1947年6月8日在朝城县慈营被病魔夺去生命，时年28岁。
沈彬热爱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参加革命以来，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结婚后，他长期和妻子分居，从没任何怨言。沈彬调到观城后，和妻子离得虽然近了（妻子在朝城），但因他日夜忙于组织发动群众，带队支前，又很少和妻子在一起。等到他们能在一起时，他已累倒在病床上，永远起不来了。
沈彬逝世后，葬于王庄集镇侯庄铺村，2016年迁葬到莘县十八里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都自发到沈彬墓前进行祭扫，怀念这位“支前的好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