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鲁西大地 血染白山黑水
——记黄儒汉烈士
■李子鹏
黄儒汉，字亚魂，1913年4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堠堌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堠堌村）。少年时期在本村初级小学和临清县高等小学读书，后考入山东省立十一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大学。193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1937年回聊城参与组建堂邑游击队。1938年1月，随洪涛到徂徕山组织武装起义，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后转战延安。1945年随中央军政干部队伍奔赴东北，调任吉林省辽源地委组织部长。1948年1月7日被匪特袭击，光荣牺牲，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加入党组织 增强理想信念
“九·一八”事变以后，时为初中学生的黄儒汉耳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对此深恶痛绝，经常同王发武、王化云［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刘铁榴、韩启祥、姜冠山［后任中共临（清）馆（陶）堂（邑）边县工委书记，1941年冬牺牲］、沈笑石［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理论教员，副军级离休干部］等同学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积极参加临清十一中学爱国师生抗日活动。1933年1月，他参加了反对十一中学事务主任王一尘等人贪污的学潮，坚定了只有干革命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1934年，黄儒汉考入中国大学。在校期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校党组织的培养下，于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更加积极地组织和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黄儒汉担任宣传组长，积极组织进步青年罢课、游行示威和上街演讲等活动。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通过参加“一二·九”运动，黄儒汉的组织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更加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想信念。
1936年，黄儒汉在北平学习期间，仍同母校进步同学保持书信联系，不断地介绍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寒假返乡期间，他在同学中间宣传进步思想，堠堌村成了当地爱国抗日青年集会的中心。黄儒汉和姜冠山利用拜年的机会，同沈笑石等同学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期间曾遭顽匪吴连杰部（鲁西北一带国民党杂牌军）两次逮捕，在同学梁化明（后任堂邑县县长）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鲁西大地逐日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沦陷，华北危急。黄儒汉同山东籍平津流亡学生和知识青年，于1937年8月初到达济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和解彭年、晋士林等参加了第三集团军政治人员训练班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年10月初，日军侵占德州，聊城形势危急。范筑先即派张维翰、牛连文等人去济南邀请共产党派人到聊城协同抗战，通过地下党员赵伊坪同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接上联系。10月中旬，山东省委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从第三集团军政治人员训练班中挑选了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240名学员为政训服务员去往聊城。
10月16日下午，黄儒汉以上尉政训服务员身份随张维翰率领的第三批90名政训服务员抵达聊城，一行人住宿在省立二中（原址位于光岳楼东南方向100米处）。此时正是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之际，聊城县城内相当混乱，日军已占领聊城以北百余里的高唐县，并有继续南侵之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电令黄河以北各地军政人员火速退往黄河以南，范筑先接受命令，准备往齐河撤退。这使黄儒汉等抗日心切的革命青年大为失望。后经张维翰等人积极争取，范筑先同意留下部分枪械和人员，并委任张维翰代理聊城县长。黄儒汉等人自愿报名留下来，坚持抗日斗争。他们研究制定了坚守聊城，万不得已就退至堂邑县农村或到卫河以西馆陶一带打游击的行动方案。
1937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指示和范筑先的安排，共产党员解彭年受命以第六区政训处堂邑办事处少校干事的公开身份，带领上尉政训服务员黄儒汉、李福尧、晋士林、周乐亭等共产党员到达堂邑，成立“政训处堂邑办事处”。解彭年派黄儒汉、李福尧、晋士林、周乐亭分散到各区发动群众。11月，解彭年、黄儒汉、李福尧、晋士林、周乐亭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当地共产党员、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组建了“堂邑游击队”，共百余人、30支枪。11月22日，张霖之、王幼平和曾任红军师长的洪涛到达堂邑，宣布了范筑先的命令，将“堂邑游击队”命名为“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洪涛任队长，李福尧任指导员。从此，鲁西北有了共产党自己的武装。
游击第一支队在堂邑一带打击地主恶霸，为老百姓撑腰，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游击第一支队主要在堂邑城北一带活动，他们深入群众之中，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不断扩大队伍。12月中旬，日军从临清派出骑兵小队到堂邑侦察，在堂邑将县警备队冲散，游击第一支队乘机收缴溃兵枪支，队伍不断扩大。当地地主民团不顾民族大义，纠集2000多人把游击队围困在土闸村西南的一座孤庙（也称大觉寺）里。危急关头，黄儒汉、解彭年闻讯赶到，对民团首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宣讲共同维护民族大义，通过耐心说服，遂得以和平解决。
此后，游击队发展成为“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由曾任红二方面军干部的廖云山接任队长。聊城失陷后，193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第十支队为核心组建“筑先纵队”，坚持在敌后斗争，成为鲁西北抗战的中坚力量。随后，洪涛带领黄儒汉等去徂徕山组织发动武装起义。黄儒汉随八路军转战南北，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后辗转来到延安。
四平城下逞英豪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黄儒汉奉命随中央军政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原梨树县管辖的中长铁路以东（南）地区设置梨东县，归辽宁第二地委管辖，周光亚和戴岱被派到火石岭子（石岭）组建梨东县委和县政府。当时县政府只有周光亚、戴岱和警卫员3个人，不久黄儒汉、郑洪轩、张学珂来到梨东县，同来的还有6名区干部。黄儒汉同县委领导及同志们一起，密切发动群众，收集武器弹药，很快建起了三百多人的县大队。张学珂为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郑洪轩为县长兼县大队长，黄儒汉为县委副书记，戴岱为县大队副大队长，何煌初为县大队副政委，钟青长为县大队政治部主任。随着抗日政府的建立及黄儒汉等县委领导共同努力，梨东县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1946年3月初，苏联军队陆续撤离东北，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辽北省保安司令张凯，勾结伪“满洲国”靖安军“铁石部队”等部3000余人，乘机袭占四平。他们盘踞市内，构筑防御工事，等待国民党军北上接收。
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到达四平，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以第七纵队第五十六团、第三师第十旅第二十八团、第二十四旅第七十团、保安第一旅第一团、辽西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十六团、梨东县大队（当时黄儒汉任大队领导）等部共6000余人，向四平发起进攻。以刘翰东为首的国民党守军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刚开战即四散逃跑，东北民主联军乘胜解放四平。四平守军3000余人被歼灭，200多名逃跑，刘翰东、张凯以及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被俘。四平重获解放，为东北民主联军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为一战四平，我军第一次解放四平，将四平道东划梨东县管辖。
1946年4月4日至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二战四平，作战月余，毙伤俘国民党军1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使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吉林后，无力进攻哈尔滨，赢得了东北地区4个月的休战局面，为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争取了时间。
四平保卫战期间，黄儒汉带领梨东县大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袭击敌军运输线，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二战四平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命令各县区，按照“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指示，坚持敌后斗争，继续牵制敌军。为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争取时间，梨东县委、县民主政府和县大队没有撤离。5月，黄儒汉与马安保率县大队进入西安县、西丰县、东丰县、小四平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黄儒汉以梨东县委、县民主政府的名义印发布告，追剿土匪，镇压恶霸，打击地痞，深得民心。当时县大队只有130多人，武器是“三八大盖”、“九九”步枪，还有缴获敌人的冲锋枪，重型武器有爆破筒等。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武器落后，但在对国民党军队及土匪武装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黑土地上留美名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今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报告，后称“七七决议”。陈云号召广大干部官兵们脱下皮鞋，走出城市深入农村，把创建根据地摆到一切工作的首位。广大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创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开展诉苦运动、立功运动，坚持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
1946年7月，黄儒汉调西安县（今辽源市）任组织部长。1946年9月，国民党沿沈吉线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让敌人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便于我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10月26日，西安、西丰县党政军根据上级指示，转移至通化、临江进行短暂休整。
1947年2月，杨克新和黄儒汉在清原北部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还成立了办事处、武工队，在清原北部活动。黄儒汉命令武工队员以“上马武工队，下马县政府”的方式展开工作和斗争，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反奸除霸，摧毁敌伪政权，消灭敌情报网。不久，二分区司令员管松涛带领部队打下了东丰的杨木林子。从此，清原北部局面基本被我军控制。黄儒汉和战友们宁愿自己挨冻受饿，把缴获上来的敌伪官吏160万元现款，全部送交给管松涛司令员率领的二分区部队。这笔巨款既是当时的“雪中送炭”，又是长期的运筹资金，按当时军务开支计算，可解决二分区部队3年军需所用。
1947年5月至7月，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夏季攻势，歼灭大量国民党有生力量，东丰、西丰、西安、清原获得解放。黄儒汉率武工队配合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对敌军不断袭扰，将国民党部队1.7万余人牵制在军分区的地域内，减轻了主力部队的压力，有力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季攻势的作战。
除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黄儒汉在这一时期还领导了西安县北片（现建安镇、甲山乡、足民乡、石河乡）的土改、剿匪工作。在这期间，成立土改工作团，驻扎到农村的老百姓家里，黄儒汉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做好宣传工作。黄儒汉带领土改工作团组织当地群众召开大会，讲解穷人翻身的道理，召开诉苦大会算剥削账，斗地主恶霸，以此提高农民觉悟。有一次，土改工作队在建安乡固圉村试点时，突遭土匪武装围攻。黄儒汉接到报告后，即率县大队前往解围，他在战斗中沉着指挥，身先士卒，击溃了土匪的攻击，土改工作队无一人伤亡，这一战绩至今仍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1947年6月，西安县解放后，为巩固发展东北根据地，加强解放区文化宣传阵地建设，西安县委遵照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负责筹建宣传队。在县委组织部长黄儒汉的组织下，选拔了4名干部，组成县委宣传队筹备组。经过近半个月的组织筹备，抽调了有文艺特长的干部战士20余人，编为3个班，组成宣传队。7月底，西安县委宣传队正式成立，队员25人，实行供给制，由黄儒汉兼任宣传队政委，直接负责领导。不久，县委宣传队扩编戏剧、音乐2个分队和1个美工组，人员增加至36人。宣传队统一身着土黄色粗布军装，配有短枪4支、长枪15支。黄儒汉交给宣传队一项重要政治宣传任务：创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宣传剧目。
当时在西安县乡村，很多老人一辈子也没看过“戏”，见到县委宣传队登门演出，格外亲切。黄儒汉带领宣传队下乡都住在群众家中，他们帮助群众扫院子、挑水、做零活，与老百姓谈生产、唠家常，同睡一铺炕，共点一盏灯，亲如一家。演出空隙，黄儒汉带领大家到田间地头和群众一起劳作，宣传队在地头上即兴表演。逢年过节，都要下乡送书和年画，群众都夸他们是“咱们农民自己的戏班子”。为满足群众需要，县委宣传队在每个地方都要连续演出三场，直到天黑。村民经常久久不愿离去，直到灯里的煤油燃完，老百姓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从此，宣传队常年活跃在西安县周围的城镇乡村，宣传党的政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有力地配合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和西安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1月7日，黄儒汉随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张学珂在西安县北片区检查工作。县大队刚从大孤山剿匪回来，吃过早饭后，黄儒汉和张学珂一同到二道河子桑贤屯杨家大院门口查看剿匪战利品。县大队缴获了一批战马，黄儒汉很喜欢马，在和政委谈论战马情况时，当地一些老百姓也聚集过来观看解放军缴获的战利品。人群中混入了一个被地主收买的伺机刺杀县领导的匪特，他拉响手榴弹丢向张学珂和黄儒汉。当时黄儒汉站在张学珂右侧，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躲避，手榴弹在黄儒汉右侧爆炸，头部不幸被炸伤。大家立即把黄儒汉抬进屋里紧急救治，但伤势非常严重，血和脑浆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流。县委安排马车将黄儒汉送到当时辽北最好的医院——西安矿区医院进行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1月8日16时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黄儒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转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直至献出宝贵生命。黄儒汉牺牲后，筹建中的西安市委为了纪念他在文化宣传阵地上做出的贡献，将他一手组建的西安县委宣传队命名为“西安儒汉剧团”。中共西安县委、县政府于1948年为黄儒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烈士安葬于西安（今辽源市）龙山花园，修建了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