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士敏是山西省第一个中共党小组成员之一，是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他短暂的一生，是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生，是忠诚、勤恳、埋头为党工作的一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早期的革命活动
侯士敏，字捷庵，号成功，1895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净化乡营里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侯云禄是一位普通农民，希望儿子从小知书达礼，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侯士敏兄妹九个，他排行老二。
由于家庭人口较多，家境不算富裕，侯士敏直到9岁才进入本村私塾读书，且一边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由于他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经常赢得私塾先生的赞扬和同学们的好评。
1913年6月，侯士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平遥县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他接触了许多爱国人士，初步接受了不少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开始懂得革命道理。1915年夏，侯士敏在平遥县师范讲习所学业期满后，返回本乡净化村担任小学教师。他热爱小学教师工作，非常关心穷苦人家的孩子。据侯士敏家乡的霍士英老人回忆说：“（侯士敏）经常嘱托我们小学生，要好好学习，不要荒废。”有的学生因家境贫寒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给小学生每人做一个木制的盒子，填满沙土摇平，一笔一划地指导孩子们练习写字。他结合当地农民的贫苦生活，以通俗易懂的道理，给学生们灌输人人平等、救国救民的反封建思想，在小学生们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种子。由于侯士敏勤奋努力，认真执教，治学有方，被当地群众誉为“有样的小老师”。
侯士敏任教期间，一边认真教书，一边在王正芳先生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努力实现求知进取的远大理想。1918年夏天，侯士敏考入山西省汾阳县河汾中学。在校期间，他勤奋读书，学业优良，思想进步，深受教师们的器重，在学生中也颇有威信。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侯士敏由此得到了启发鼓舞，他四处奔波，秘密串联，联络了一大批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学生。在他的鼓动和引导下，河汾中学的学生纷纷发表罢课宣言，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 “二十一条”，维护国家主权，绝不当亡国奴。在爱国民主的热烈气氛下，侯士敏敢为天下先，决定把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在侯士敏的倡导和组织下，汾阳县首先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爱国团体——河汾中学学生会。侯士敏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这是侯士敏在革命征途中的第一个飞跃。
在河汾中学学生会带领和影响下，县立铭义中学、商会学校、县立高级小学等学校相继罢课，各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开展各种革命宣传活动。首先，各学校石印了罢课宣言，宣言除提出革命口号外，还提出了“汾阳虽非通都大邑，但非世外桃源”，从宣传舆论导向上激励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其次，各校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他们手持小旗，高呼“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等口号。每次游行集会，侯士敏总是认真组织，精心安排，亲自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第三，在抵制日货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把抵制日货作为当时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项中心任务”，“检查日货占用的时间最多”，“工作量最大”。他们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是：全县城由河汾中学与高级小学学生统一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又分工为检查登记、宣传与纠察，对各商户的日货逐一登记造册。凡打了戳记（是个半寸多长的橡皮窄条，上刻三个拉丁字母）的日货，允许卖完为止，不准再进日货。若检查后发现再进日货或逃避登记者，立即查封没收。学生会经常组织学生在商店和商品流通的关、卡、道上进行巡逻、检查。这些措施得到爱国商人及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有利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于爱国学生运动声势颇大，目标明确，措施得力，抵制日货的正义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曾得到县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会组织和名流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郭先生来到河汾中学任教，他向进步青年学生介绍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践，侯士敏等同学受到很大启迪。在郭先生的帮助下，侯士敏领导河汾中学学生会成立了汾阳县第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实践组织——新文化书报互助团，侯士敏被推选为团长，杨国栋为副团长。
侯士敏把搜集到的进步刊物和书籍，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独秀文存》以及太原学生联合会的《山西平民周刊》等书报杂志，经常介绍给同学们阅读，组织讨论，使青年学生看到新的思想潮流，树立新的远大理想，吸吮着新的时代精神食粮。侯士敏还向新文化书报互助团的成员介绍太原地区学生运动的活动情况，激励大家为时代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了配合抵制日货的政治运动，新文化书报互助团在校园内筹办了国货商店，出售国货日用品。这样既方便了学生和职工的生活需要，又增强了爱国意识。
在侯士敏的提议和组织下，河汾中学学生会组织了有60多人参加的文艺宣传团体。他们自编自演，宣传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封建觉悟。文艺宣传团体除在河汾中学和汾阳县城演出外，每年假期和重要节假日都要深入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先后在汾阳县、介休县、平遥县等地广大农村进行巡回演出。他们演出的《误出妻》《枉费心》《不识字》等剧目，以社会上丰富的实际生活整合为素材，具有生动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革命教育意义。由于文艺宣传队员敢于同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传统、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相对抗，演得有声有色、生动有趣，被广大人民群众热情地称赞为“洋戏”。
侯士敏经常利用演出空隙作演讲，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主张剪辫子，惩处赌博，讲民主平等，主张学科学、学文化等，广受群众称赞，就连当时的社会绅士和社会名流，也称赞侯士敏是“一只很厉害的小老虎”。由此可见，侯士敏在当时当地已成为一名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和学生领袖，在社会各界是颇有影响的革命者了。
1921年，侯士敏代表河汾中学学生会出席了太原市学生联合总会的会议，从此他经常往返于汾阳、太原之间，并将太原地区的学生活动向汾阳广大学生做广泛的介绍和宣传，扩大了革命活动的影响。
1921年夏，侯士敏从河汾中学毕业后，考入山西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在高君宇的组织和领导下，太原地区已建立了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成立了其外围组织青年学会，创办晋华书社，销售《共产党宣言》2000余册。1922年5月3日，为纪念团组织成立一周年，太原市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编辑发行《五一专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观点，为山西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侯士敏到太原后，很快就成为晋华书社和《五一专刊》的热心读者，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医治中国贫困落后的理论良药，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方向。他积极参加太原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担任了太原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会负责人。1922年，侯士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暑假期间，侯士敏受李毓棠的派遣去汾阳县发展同志，成立组织。他回到母校河汾中学后，经过调查审核，介绍河汾中学学生会会长、新文化书报互助团团长李舜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李舜琴接受侯士敏的委托，先后在书报互助团中发展了4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这五人支部里，李舜琴同志担任团支部书记，这是山西省汾阳县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侯士敏还介绍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步青年冯以平、任行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壮大了革命力量，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于侯士敏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成绩显著，他于1923年10月29日被选举担任太原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支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书记。此后，侯士敏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带领青年团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取得很大成绩，多次得到上级组织的赞扬。由于侯士敏领导有方，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成绩突出，1924年4月27日，他再次被组织推选为第二支部书记。
忠诚于党的事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标志着国共两党联合统一战线正式成立。5月，因在太原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高君宇秘密回太原，认真分析了形势，听取了李毓棠关于团组织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调查了解，选择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的先进分子侯士敏、潘恩溥，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谈了话；介绍侯士敏、潘恩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并与先期在北京入党的李毓棠组成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负责人是李毓棠。
侯士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他坚决支持和协助高君宇从事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高度重视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由于侯士敏工作主动，成绩卓著，在进步青年中威望很高。1924年9月14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改选时，侯士敏被选为该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5年初，阎锡山为抗衡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对山西的包围，加紧扩军备战，军费开支暴涨，财政开支预算由原来的700万元猛增到2000万元。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如何处置？阎锡山根据其智囊财政厅长杨兆泰、同蒲铁路督办贾景德、银行总经理徐一清的建议，决定在全省高估房价、巨额收税，计划在山西全省一年征收房税2000余万元，致使全省人民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不仅贫苦农民，就是地富豪绅也对阎锡山横征暴敛极为不满。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刚刚建立不久的太原党支部决定：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学生中的政治影响，通过山西学生联合会，领导省城学生开展一次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革命运动。侯士敏坚决听从党组织的号召，发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采取张贴大字壁报的形式，启发学生的革命激情，调动学生参加反对强征房税的积极性。5月18日，他率领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在文瀛湖公园召开的全市学生大会。他们手执白旗，上书“废除苛捐”“为民除害”“反对房税”“铲除三害——徐一清、贾景德、杨兆泰！”他们呼口号、贴标语、查封议会、包围督军府，迫使阎锡山当众宣布取消征收房税令。反房税运动取得了胜利，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五·一八”抗税斗争是太原地区党团组织领导下的一次学生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学生界的威信，促进了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并州大地，太原地区党组织在傅懋恭（彭真）、王瀛、张叔平、侯士敏的具体组织下，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5日，全市学生罢了课。6月6日，太原各大、中、小学在文瀛湖公园举行联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群情十分激昂。太原党支部根据群众斗争的需要，决定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联络太原工、商、报界三十余个团体组成“太原市民为英、日惨杀上海学生案后援会”（简称“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会址设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沪案后援会”的领导下，6月10日，省城学生再次罢课、商人罢市，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大会，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万余人。经过“沪案后援会”的活动，山西各界为上海工人捐款两万元，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5年夏，山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也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由潘恩溥、侯士敏、薛葆光、彭兆泰等人组成党小组，隶属于省立第一中学党支部领导。
1925年10月，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党组织决定派侯士敏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深造。1926年11月间，侯士敏返回北京，在北京霍元昌颜料铺做学徒的胞弟侯士俊的帮助下，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内秘密会见了中共北方区委主要负责人李大钊。据李舜琴的回忆：“1926年侯士敏到北京住在我家，借了路费到俄使馆找了李大钊同志”，“临行前我和郝广盛为他饯行”。侯士敏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南下武汉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工作，公开职务是该军教导团营长，其间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1927年，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致使革命形势急骤变化。在极端严重的形势下，侯士敏大义凛然，坚持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信念，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继续在军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在给胞弟侯士俊的最后一次来信中说：“形势有变，不便来往通信，以免受制，望顾及嫂与孩子。”侯士敏妻弟李寿枝从汉口转捎回侯士敏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身带六十斤，日行八十里，力是出枯了 （方言，意为出尽了力量），希望家里不要寄信了。”侯士敏奉命随军南下，从汉口到达江西，又从江西转移到广州，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任广州起义部队教导团主力营营长兼党代表。1927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侯士敏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不幸在游头山的激战中壮烈牺牲，终年32周岁。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褒扬侯士敏的英雄事迹，于1956年7月27日为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纪念证。受侯士敏和李舜琴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李予昂同志（山西省平遥县人，曾任山东省政协主席），生前回乡悼念侯志敏烈士时称赞道：“时代需要献忠诚，寻灵人杰数难磬；我忆先驱侯捷庵，红花岗上吊英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同志高度评价了侯士敏烈士光辉的一生，指出侯士敏烈士“是一位忠诚勤恳埋头为党工作的老同志”，“是一个表现不错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