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士（1907-1931），男，原名王之绾，化名王青石、汪秋实，安徽六安霍邱人。1920年夏到北京学习美术，1923年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开退出国民党，并于192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27日参加皖北“文字暴动”，受国民党军警搜捕，撤退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北平，参加北京大学党支部的活动。后到鲁迅先生领导的“未名社”做一些插画和广告工作，并负责北平沙滩一带共青团总支的工作。1930年初离开“未名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不久到太原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1930年冬，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来山东青岛，组建新的山东省委，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管青岛党的工作。1931年1月17日，奉命到上海参加党的秘密会议，不幸被捕，2月7日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杀害于龙华。
1931年1月17日至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巡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对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实施大搜捕，秘密抓捕共产党干部30多人，内有10人是中共省、市委领导。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2月7日，24位共产党人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刑场。王青士（时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管青岛党的工作）也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每次翻阅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篇章，总会为革命者的无私、无惧、无畏的英雄气节所动容。王青士的壮丽人生，铸就了他那“碧血丹心、信仰铸魂”的光辉写照……
风雨飘摇初长成
1907年8月11日，在中国北方城市奉天（今沈阳市）昌图府八面城的庭院里，一声婴儿啼哭刺破了一个封建家族的沉寂，也给入职铜元局中级官吏——后来又被百姓赞为善政、爱民模范县长——王人鹏家庭带来莫大的喜讯。当这位乳名铜生的小男孩在雕梁画栋的宅院内睁开双眼时，看到的并不是富丽堂皇的大宅门，而是风雨飘摇、几近崩塌的旧时代，这位小男孩便是王青士（王之绾）。
王青士的父亲出身于书香人家。祖父王前豫，晚清拔贡，是霍邱当时有名的博学鸿儒，因家境贫寒，放弃功名以教书为业。王青士的父亲有两个兄弟：王人凤（老大）、王人鹄（老三）。祖父王前豫十分重视子嗣教育，王人凤、王人鹏先后考取秀才，又先后考取贡生，王人鹄也考取秀才，兄弟三人两拔贡一秀才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霍邱县志中还有“蓼城三杰”的记载。
当时，安徽省会安庆在辛亥革命前后是闻名遐迩的铁血名城，而秋浦作为安庆市隔江相望的南大门，并没有省会城市那样的光环。因战乱袭扰，官府贪渎成风，民不聊生，急需得力之人前往治理。也就是从1912年起，王青士的父亲真正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王人鹏在好友的推荐之下，南下秋浦出任知事。1919年调任来安县知事，不到半年又擢升为亳州州官。作为县官、州官的子嗣，王青士和弟弟妹妹们的童年生活过得非常殷实、惬意。
好景不长，父亲因操劳过度，任上不幸去世，母亲宣宝舟迫不得已，只好带着四个孩子回到霍邱老家，受尽家门亲戚的冷眼相待。母亲及王青士四兄妹在深宅大院里遭受的种种凌辱和人间冷暖，以及那些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画面——母亲跪着擦拭正房门槛的身影，如同钢针般扎进王青士幼小的心田，小小年纪就从心底里憎恨这腐朽黑暗的社会，也厌恶这个虚伪、残忍的封建世家。
1919年，在夏日的蝉鸣声中，12岁的王青士攥着高等小学毕业证书，站在霍邱城墙下仰望苍穹。这一时期，恰逢新文化运动的春雷从北京传来，陈独秀《敬告青年》宛如字字珠玑，在他胸中激荡，给他幼小心灵烙上浓浓的革命印记，进而萌发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求学的念头。1920年夏，母亲虽然不舍孩子离开自己，但更不愿儿女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地方继续受尽屈辱，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让年仅13岁的王青士带着11岁弟弟王冶秋离开家乡去北京求学。当母亲颤抖着双手将积蓄缝进他的夹袄时，少年眼中燃烧的不仅是离乡求学的渴望，更是一个觉醒者对旧世界的决裂。“娘，我要去看看真正的中国。”这句话里，已暗藏着他毕生追寻光明的初心和决意扭转腐朽乱世的政治抱负。
赤都星火淬初心
1920年初秋，北平的天气秋风萧瑟、寒意浓浓，王青士在西山脚下安顿好弟弟王冶秋，转身走进北大校园，并加入北京美术研究会，作为一名旁听生，在北大红楼里、在李大钊主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门窗外、在长辛店铁路工人夜校的煤油灯下、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传单堆里……他逐渐触摸到真理的轮廓。不久，王青士得知东总布胡同有一所“俄文法政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到苏俄深造，于是他想方设法进了这所学校。当瞿秋白在俄文法政学校的讲台上阐释《赤都心史》时，这个曾为绘画着迷的青年，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刻刀雕琢着自己的政治灵魂。1923年2月，王青士和法政学校的同学在北大学生联络下，参加了声援二七惨案的学生运动。他们奔走街头，发起募捐，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军阀”。
1924年冬日，东交民巷的苏俄使馆内，王青士面对列宁画像庄严宣誓加入国民党左派。他参加了欢迎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国民会议的盛大欢迎仪式。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王青士与同学们一道，又参加了孙中山病逝后的追悼活动。他带领同学在长安街到处散发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和革命传单，积极宣传孙中山“唤起民众”的进步主张。此时此刻，年仅17岁的王青士感受到三千年帝都的砖石已在脚下开始发生剧烈震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瞿秋白撰写了《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等文章，号召同胞们高举反帝大旗，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王青士备受鼓舞，积极参加了6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界国民议会，并与20万群众一道冒雨示威游行，以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等烈士们的鲜血染红执政府台阶时，他的心底再次燃起不灭的火种。由于经常性参加政治活动，他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当反动军警的皮靴声逼近法政学堂时，他也随之失去毕业后到苏联深造的机会。于是，他愤然退学，只身来到上海，准备前往广州加入黄埔军校，但未能如愿，他不得不暂回安徽霍邱老家另谋出路。当他带着油印机返回霍邱时，他背包里藏着的不仅是《共产党宣言》，更是一个革命者重塑天地的抱负。革命的洗礼，让年满19岁的王青士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理想。
开明书店播火种
政治信仰的确定为王青士革命生涯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了传播进步思想，1926年下半年，他筹资在家乡霍邱县城开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开明书店。1927年的中国，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它不仅标志着党在革命道路上经历了重大挫折，同时也促使党在困境中实现关键的自我成长与转变。
这对于已经成年的王青士来说，不乏是一个极富挑战的年代。当大革命失败的惊雷响遍大江南北，当宁汉合流的勾当震惊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一刻，王青士迅速抓住在霍邱县城传播革命声音的大好时机，把书店办得颇为景气。随着《申报》《时事新报》《冲锋》《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连续引进，让霍邱人民群众能够从这些报刊上知悉遥远的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新鲜事，大大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开明书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火。再到后来，每每引进《新青年》等刊物时，时常出现争购一空的脱销状态。
王青士在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引领下，也彻底看清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随之愤然退出了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弟弟王冶秋，在“宁汉合流”枪声中悄悄地从武汉回到霍邱，并带回了《八七会议决议》，这对于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王青士来说，犹如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1927年底，王青士向王冶秋、李何林正式提出入党申请。王冶秋、李何林对他这种高尚的政治品德非常钦佩，当即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他久已萌生、日益渴盼的迫切愿望。当他们在城隍庙后殿秘密成立皖北第一个党支部时，王青士在党旗下发出的誓言，注定要用生命来践行。这一年，他刚刚20岁。
“文字暴动”壮豪情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党组织都在酝酿武装起义。1927年冬，受党组织指派，魏野畴来到安徽阜阳，并经过两个多月党内秘密联络活动，认为时机成熟，可以组织适当的武装起义。1928年2月，在魏野畴的组织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于阜阳宣告成立，并决定立即组织“阜阳暴动”，同时号召各县积极响应。
根据临时特委指示，霍邱县党组织改为霍邱县委，决定进一步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暴动做好准备。王青士按照县委指示，一面利用开明书店广交朋友，一面奔走四方进行联络，很快就发展了党、团员10余人，为霍邱县党组织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县委为了广泛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成立了霍邱县农民协会。而地方土豪劣绅则针锋相对地拼凑了一个“卐字会”，妄图以此对抗农民协会；并且规定，凡是加入卐字会的，都要在自家大门上钉一块标有“卐”字的木牌。王青士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人暗地对全县所有门上标有“卐”字的地主豪绅进行查对，以便暴动起来“有的放矢”。就在他们有所行动之际，突然收到准备响应阜阳暴动的各县党组织惨遭镇压的不幸消息，乌云迅速笼罩皖北，给霍邱县委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经过县委研究决定，立刻举行“文字暴动”。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筹备，7月27日夜晚，霍邱县境内所有集镇和村庄，都散布了“打倒土豪劣绅”的传单；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苏维埃政权万岁”的标语。王青士和王冶秋所负责的县城，更是标语传单满天飞。这次“文字暴动”，使刚到任的国民党县长大为恼火，立即派出大批军警、民团，到处搜捕。他们首先袭击了县立高等小学和开明书店，随后又闯进王青士家中。机智敏捷的兄弟二人，在反动军警进入家门前就从后院翻墙逃出，躲到农民家中。
1928年盛夏，霍邱县的反动气息更加浓烈，逼迫王青士等革命同志无法藏身。为了尽快联系上级党组织，王青士、王冶秋等人迫不得已从霍邱经蚌埠到达上海，住在江湾永义里立达学院隔壁一个亭子间。他们一直从炎炎酷暑待到黄叶飘零，也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在穷困和焦虑的折磨下，王青士患了一种无名疾病，终日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坚持读书阅报、孜孜以求，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此时的王青士，已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未名社里铸忠魂
设立于北平西老胡同一号的未名社，是鲁迅先生于1925年8月创办的出版社之一，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进步出版社。1928年秋，该出版社搬到了景山东街四十号。霍邱“文字暴动”后，王青士、王冶秋兄弟二人潜入上海寻找党组织无果，随之转赴北平，找到素有“未名四杰”之称的同乡韦素园、李霁野，以寻求在未名社避难。不久，王青士和李何林同志在韦素园、李霁野介绍和担保下，以“店伙”身份成为未名社的正式员工。
王青士、李何林是闲不住的“店伙”，新搬迁的未名社要比原址房屋多两倍，有东西两个院子，在东院三小间北屋里成立了门市部，西院作宿舍。王青士、李何林二人负责门市部工作，主要出售本社编制出版和上海进步出版社印制的书刊。王青士、李何林一边工作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四处打听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28年11月，由娄凝先根据北京大学党组织的指示，与王青士接上头，将其编入中共北大支部，王冶秋也被派往景山支部工作。
王青士在未名社公开身份是负责校对和印刷工作。因他擅长丹青，顺便把未名社出版书籍的广告制作任务承担下来。他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曹靖华先生翻译的《第四十一》《烟袋》《蠢货》等外国文学作品绘制出生动逼真、特点鲜明的书籍封面。他画的广告封面立意新颖，风格独特，不落俗套，深得同仁的赞赏和认可。为了扩大未名社的社会影响力，他还与“店伙”李何林一起，在未名社书店一个小房间里专门开辟了读者阅览室，“小而不陋，雅而不俗”，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和好评。
王青士在未名社工作期间，另一身份是北平沙滩一带共青团支部负责人，同时列席北平党的市委会。因此，北平党团地下工作者经常到此处找他接头、联系工作。虽然党团地下活动得到鲁迅先生及未名社其他进步作家的默许，但王青士虑事深远，唯恐发生意外给未名社带来祸端，于是就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了这种忧虑。根据党组织指示，他于1929年冬郑重辞去了未名社的工作，专职从事北平团市委书记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怀揣对党无比忠诚之心，所迸发出的革命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赢得革命战友的拥护和支持。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会议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流寇主义并清除之等解决开辟建党新道路的关键问题。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为王青士在白色恐怖下的大后方开展党、团地下活动指明了方向。他经常给战友讲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的故事，激励同志们的革命斗志，坚定他们干革命的政治意志。他善于利用“个别交谈”形式，对同志们进行革命形势和前途教育，布置工作细致耐心，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对同志们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或马虎从事，他从不轻易放过，但他批评人的时候，不是训斥而是以理服人，从道理上讲深说透，让人心服口服。
曾经跟着王青士干革命的宋日昌说过，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爆发，对北平人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经受了从恐惧、反思到觉醒及走向成熟的过程。“在国民党内部派系鼓动之下的伪工会开展了砸车斗争，十多万不明真相的人力车夫被卷入其中，我经常与人力车夫来往，启发他们的觉悟，了解他们的苦难，工作做得很细。得知国民党黄色工会要发起砸车斗争的消息后，就向我的直接领导王青士做了汇报，王青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汇报北平市委并讨论了这个问题，强调说明我们党是不赞成砸电车的，不主张工人们参与此次活动”。由此看出，此时的王青士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思想上保持高度清醒。这也是中共中央后来能够对其委以重任的关键所在。
在北平工作期间，王青士还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党团员，曾特别指示他们，要注意搜集北方各地的经济资料做研究。有人不解其意，他解释到：“这些资料，是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转向建设事业首先用得上的。”他这种高瞻远瞩的政治胸怀，在当时党的工作者中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那个当年在霍邱城头仰望星空的少年，已然将生命熔铸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圣火之中。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山西特委，由王青士（化名王青石）任特委书记，前去改变山西党组织涣散的局面。他把山西特委的密令藏在药品账单的书脊里，化装成药材商人穿越太行山；在太原兵工厂的锻炉旁，他把《国际歌》译成山西梆子，在工人之间广为传唱。为方便接收党的活动经费，他和宋日昌同志仍然使用未名社的名义活动。他要求革命者要深入工厂、学校中去接近群众、联系群众，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并且要以一种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作为一名拥有良好家风素养的革命者，他始终不忘母亲临行前的嘱托，往来穿梭于血雨腥风之中，他口袋里始终揣着母亲缝制的护身符——不是祈求平安，而是铭记“为天下母亲争尊严”的初心。
齐鲁大地树赤旗
由于王青士所担任职务的特殊性，在山西只工作短短半年时间，就被阎锡山悬赏通缉。1930年11月底，党中央出于保护干部需要，把王青士调到青岛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岛，可谓是惊涛拍岸、波谲云诡，在白色恐怖的笼罩、“左”倾路线的磨难、叛党投敌者的毁灭打击、内外交织的低潮影响，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与绞杀之下，中共山东组织何去何从，也着实让“年轻”的共产党人一度出现过焦虑和担忧。王青士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来到青岛，他与张含辉、吴亚鲁等同志奉党中央派遣，到青岛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中共山东省委。他们听取了中共青岛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山东、青岛情况的汇报后，于12月初，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青岛组成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王青士（化名汪秋实）出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管青岛党的工作。
临时省委组建后，王青士立即跋山涉水，去潍县、益都、寿光、广饶等县，向这些地区的党员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他们整顿和恢复了因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破坏的县委和地方支部的工作。由于临时省委和王青士的细致工作，不仅很快恢复了山东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而且帮助山东省党的组织和党员充分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性。正如王青士在《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汪秋实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大纲》中所表述的：“山东党的组织经过三年来的不断破坏，已大半瓦解。去年二月改组省委后，全省组织得到恢复。一直到新省委成立，全省没有遭到整个破坏，但是部分破坏几乎每月都有。然而党在这不断破坏的过程中，还是领导了群众斗争，建立了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没有间断党的工作……”
尽管王青士“自晋赴鲁”时间很短，但他能够在极端恶劣环境中，把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职能发挥到极致：他在短短三个月内就重建了青岛、烟台市委，济南、青莱、博山特支以及山东省20多个县的党组织。在潍县暴动的硝烟里，他高擎“土地革命”的大旗；在济南监狱的刑讯室，他教会难友用俄文唱《华沙曲》。当中央紧急通知传来时，他留给妻子裴荫青的家书中写道：“若得人间遍种自由花，何惜此身化春泥。”
龙华千古祭忠魂
1931年1月初，王青士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离开青岛前往上海，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参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王青士坚决反对王明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观点，并在1月7日同反对王明错误观点的同志一起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1月17日的上海寒夜，王青士参加了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两处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作家李求实（李伟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总”、“海总”、上海、江苏、山东及浙江等党组织代表，王青士、罗石冰代表山东出席会议。此外还邀请了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
会议正在进行时，因叛徒告密，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突然派人包围了会场，将所有与会的同志全部逮捕。1月19日上午9时，上海特区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法官匆匆忙忙宣读了被告人姓名和“罪状”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把全体案犯引渡到龙华。尽管大家不服判决，但仍被法警们强行押上囚车，解往龙华。
在审讯中，王青士和全体被捕者受尽酷刑，没有一个人吐露出半点口供。在龙华监狱的墙壁上，他用指甲刻下“真理永存”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与24位烈士的鲜血共同书写出信仰的丰碑。
正在党组织全力以赴进行营救的时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到南京方面拍来的第三次电报，传达蒋介石的手谕，责令上海方面将这一案件全部“案犯”立即处决。2月7日夜，看守长点过被押24位同志的名字后，又对照每个人照片，让大家盖手印。这时，柔石大喊：“同志，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盖！”
同志们听到柔石的呼声后，立即像火山爆发似的发出一片怒吼：“坚决不能盖……为什么不敢公开审判……什么法庭，你们是一群猪……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审讯室里一片大乱，王青士等人和敌人厮打着，最后被一条链子锁上。同志们踏着大雪覆盖的荒地，高喊着口号，挣扎着和敌人搏斗。
当大家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敌人已掘好的土坑时，知道最后时刻来到了。他们被敌人排成两行，高唱着《国际歌》，面对敌人在黑暗中的黑洞洞枪口，迎接着最后的斗争。这时，王青士突然用安徽乡音高喊：“告诉娘，儿找到了真正的家！”就这样，王青士同其他23位同志在敌人的乱枪之下壮烈地倒在了殷红的血泊之中。
他们就是永载史册的“龙华二十四烈士”，而王青士身上所展露出的英雄壮举，也正是其碧血丹心、坚守信仰的光辉见证，那副“文字暴动”中使用过的望远镜也静静地扎根在龙华这块血染的土地上，成为人们瞻仰、追思英雄烈士的精神化身。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龙华二十四烈士”给予了很高评价：“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王青士用自己的壮烈行动践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