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要由产量的繁荣向质量的高度发起冲击”
记者：您以一部部优秀作品见证了中国电影成长的四十年。在您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取得哪些成就？有哪些不足？
翟俊杰：中国电影从题材、制作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取得成绩同时，更要看到不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何克服不足，创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认为，要警惕泛娱乐化、功利浮躁的不良倾向。
提高文化产品质量，要由产量的繁荣向质量的高度发起冲击。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决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先进的艺术理念。目前我们可以凭借数字技术制作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但关键还需要丰沛的艺术想象力，避免千篇一律。增强影片的想象力与感染力，吸引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审美。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距离感？
翟俊杰：由于一段时期里主旋律电影出现千篇一律、急功近利的现象，使大家产生了距离。但是历史是我们的根与魂，坚决不能忘记过去，忘记意味着背叛。为了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特别注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喜好，与年轻人保持同步。
通过娱乐放松并没有错，但是一个民族只追求娱乐，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子越过越好，但要始终铭记为此付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牢记过去艰难的抗争岁月，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苦难史娱乐化，要让后代了解伟大的革命战争历史，让民族精神指引后代继续前进。
记者：您提出过“多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在拍摄电影时，您觉得优秀传统文化对创作有什么影响？
翟俊杰：古典诗词与电影是艺理相通的。电影是个舶来品，但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却蕴含着许多电影表现手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20个字如同构成一部微型电影分镜头剧本——故事、人物情感、规定情境、构图、光调、色调、影调，乃至似有若无的音乐都在里面。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也是我们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影的源泉。
记者：您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镜头语言相结合的？
翟俊杰：比如，电影《长征》的配乐上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悲壮惨烈的场景中的配乐恰是委婉凄美的《十送红军》，最后两句词我还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啊，此去西征何时才回还。这正符合中国古代辩证艺术理论提出的“以哀情写乐，以乐情写哀，倍增哀乐”。极大的反差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更让观众印象深刻。
《惊涛骇浪》里，一个小战士昼夜抢险累死在抗洪第一线，弥留之际一只蚕豆大小的小青蛙蹦到他的脸上，将死的战士凭着残留的一点点知觉露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最终还是逝去。小青蛙出现之前是叙事，之后是抒情，这是借用中国古典戏曲的“紧拉慢唱”的艺术手法。除此之外，中国画的虚实相间、中国书法的谋篇布局等，意境优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翟俊杰题写寄语：中国电影博大精深，有着灿烂的历史，涌现出许多优秀影片。我愿永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烈地拥抱生活，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一个艺术家的生理年龄可以增加，但艺术年龄永远保持年轻！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执导创作了许多经典影片，在您看来，哪部电影、哪个角色最令您感动？
翟俊杰：我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也要坚持一种人文关怀的基调。《我的法兰西岁月》是首次用青春偶像片的手法拍摄革命先驱的青年时光。片中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蔡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报效国家的真理。这段浪漫艰辛的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老中青几代人共同的偶像和精神榜样呢？
《长征》中，我们打破了模式化表演，推出一个全新的、深入人心的毛泽东形象。唐国强同志首次出演毛泽东一角，为此他拼命节食、游泳，40天减掉26斤，最后他的身材、长发、忧郁的眼神，和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拍的毛泽东非常吻合。演员这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不辞劳苦的精神也令我感动。
记者：回顾过往的电影岁月，您觉得电影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翟俊杰：如果用军人的话说，电影应该是我的武器，是打击敌人、团结人民、讴歌人民的武器。电影也是我的终身事业，我爱电影，我愿意为它献出一切。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可以增长，但艺术年龄、心理年龄要永远保持青春。我要永远保持锐气，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为了我的最爱。永远奋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