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活着
■徐贵祥
记不得是哪年哪月了，读到过一个短篇小说集，有一篇写淞沪抗战时期一个连队的经历。这个连队初上战场，几乎完全没有战斗经验，士兵缺乏训练，装备落后，在战场上茫然乱撞，就像绞肉机里的肉块，被绞来绞去。连长是个书生，在最初的懵懂之后，学会了观察敌情、分析问题、组织防御、研究战法。最终这个连队成长起来了，打了一些胜仗。在此后的另外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连长求战心切，不理会上级“保存实力”的意图，自作主张率领连队出击，穿插到日军腹地激战，结果被上级视为“擅自行动”。这个国民党杂牌军的连队，退下来之后又遭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包围，连长最后被枪毙了。
读到那个短篇小说集，应该是30多年前读军艺（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当时阅读任务很重，还争分夺秒地“比赛”创作，很多书都是在图书馆浮光掠影地浏览，所以没有往心里去，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记住。之后回忆，也可能回头找过几次，应该是没有找到，也可能找到了再次被淡忘了，说不清楚。
前不久，我在皖南泾县章渡古镇休假，接到一家媒体的邀约，要就抗战文学采访我。接受这个采访义不容辞，我对打电话的记者说，那就到章渡来吧，这里有新四军的总兵站、物资供销站、印刷厂等红色遗迹。当年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就是从章渡登岸的。距此不到10公里，就是新四军军部。
此后的十几天，除了外出采风，我用主要精力走访新四军在泾县的遗址，也在脑海里检索新四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记忆中有一个作家，一直战斗在抗日战场上，他的作品几乎是战场实录，有的甚至可以看成是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可他是谁呢？连续几天，一些名字和作品在我的思维世界里陆续浮现。终于，我想起来了，30年前在军艺图书馆读到的那篇作品，甚至连作者都想起来了，脑海里闪烁出“邱东明”三个字。
接下来就简单了，上网查询。当我把几个关键词输入之后，电脑屏幕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就是黑屏。这把我吓坏了，赶紧打电话向我的学生求救。电脑修好了，我告诉学生我要做的事。学生说，老师你要找的是丘东平，你给我们讲过他的《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那一瞬间，真是哭笑不得，看我这记性！
很快我就笑了，笑得热泪盈眶。我把丘东平忘记了，他的名字三个字被我记错了两个，但是我没有忘记他的作品。
两天后我收到网购的丘东平作品集，喜出望外。原来，印在我记忆深处的何止是一个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七连》《沉郁的梅冷城》《把三八式步枪夺回来》等，我都读过，还一度把这些作品揉成一团混为一谈。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关于那个连队的经历和那个连长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早就嵌入了我的灵魂。
进一步回忆，我创作的《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英雄山》等作品，里面都有丘东平给我埋下的种子。《历史的天空》里面关于七十九军（后缩编为七十九大队）——国民党军派系倾轧的牺牲品，就是从《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得到的灵感，甚至，作品里面出现的抗战遗址“梅岭”，就是“梅冷城”的翻版。
恍然有悟，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死掉，可以被忘却，但是他的作品却是永不凋零的。一个作家对于另外一个作家，哪怕只唤起一个灵感，产生一点影响，那就是不朽的。假如，一百年后，有一个作家说，徐贵祥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启发了我，我会在九泉之下会心一笑。
在中国革命战争文学史上，无论是经历还是作品风格，丘东平都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在他仅仅31年的生命历程中，20岁以后全是戎马生涯。他在军阀部队里当过下层军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是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参加新四军后，任一支队敌工科长。
看看他的朋友圈，他同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毅等人都有交往。郭沫若曾在《东平的眉目》一文中赞扬他说：“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因文学、诗歌结缘，但他并非一个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他是一个带枪的战士，是一个直接在抗战前线作战的军人。
丘东平同那些在战争中成长、事后创作的作家不同，他的所有作品，不是来自十几、几十年后的回忆；不是目睹，而是亲历，直接来自于战场、战斗一线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所感受的体验、他的素材积累，几乎是战争原生态的，带着原始的粗粝和那个时代、那些场景特有的气息，或多或少会带点陌生感，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事实上，不是他的作品远离了我们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远离了战争现场——我宁肯相信，置身于战场获得的体验，一定会比十几、几十年后从记忆中搜索出来的体验、经过修饰的文字，要可靠得多，且无限接近真实。
2025年的这个夏天，我用主要精力研读丘东平和他的作品，忽然有种奇妙的感觉。读他的作品，就像当年在军校读战斗想定作业，似乎能够看见河流、山川、丛林、堑壕和夜幕下蠕动的枪刺，能够看见作战示意图和沙盘。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或许我更能读出这种感觉。
连续数日，目光在历史资料的字里行间穿梭，我感觉离他越来越近。我仿佛听到他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我在等你，因为……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身着新四军军服，紧束皮带，斜挎驳壳枪，嘴里的烟卷挂着老长的烟灰。他的脑子里正在盘旋着长篇小说《茅山下》的腹稿，那是陈毅军长一直鼓励、支持他的唯一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可惜只写了5章、仅5万字，一颗鲜红的文学心脏就停止了跳动——1941年7月28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的丘东平，在苏北战场于日伪的“扫荡”中率领师生突围，壮烈牺牲。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新四军的文艺骨干许晴、孟波等人。
关于丘东平牺牲的详情，有很多说法。而我想看到最真实的场景，我想看到一个英勇的战士、一个天才的作家最后的身姿，因为我想像他那样战斗、像他那样写作、也想像他那样死去。
几经努力，我顺藤摸瓜地找到一个线索，居住在南京的老作家庞瑞垠曾经写过一个纪实小说，发表在《当代》1984年第5期。
这个发现让我悲喜交集，虽然我不能确定纪实小说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但我还是想读到这个作品。因为年代久远，网上搜索不到，我怀着姑且试试的心理给《当代》杂志原主编杨新岚打了电话。杨新岚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搬家，最后一天了，仓库乱得插不下脚，那个老杂志能不能找到……我试试吧。
半个小时不到，杨新岚打电话来说，还真找到了，我给你“闪送”吧。
第二天一大早，“闪送”到了。1984年度《当代》合订本，沉甸甸的，差不多有一公斤重，一千四百多页。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随手翻开一页，“东平之死”四个字赫然入目——没有从目录上查询，一页都没有多翻，一打开就是我要找的作品。这位作家逝去八十多年了，还在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