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甘岭归来
■翟长付
从我记事起，老屋东房门口的墙上一直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有一张黑白老照片，是父亲退役时拍的，到现在已有70多年了。
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戴着棉军帽，军装上缝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布制胸标，胸标上方别着两枚军功章。照片左边空白处，写着5个繁体字：上甘岭留念。
父亲很少提他在战场上的事。我们问起军功章的来历，他总是摇头：“都是过去的事，不值当说。”可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藏着不少故事。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父亲：“你打过仗吗？打死过几个敌人？”父亲沉默许久，告诉我：“我上过战场，但没有真刀真枪地和敌人较量过。”
这句话，我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次，母亲趁阳光好，晾晒冬天的衣服。我在一大堆衣物里翻到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枚军功章和几本证件，其中一本写着他是工兵班副班长。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去看守生产队的猪场和瓜园。父亲在猪场拱形的水泥房顶上浇了几担水，铺上席子。我和弟弟躺在席子上，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
父亲说，他们连队是工兵连，平时主要负责铺路修桥。上甘岭战役中，他们连队的任务是往前线运送枪支弹药，父亲因完成任务出色立功。在那场战斗中，父亲在火线入了党，和战友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往前线送弹药，腿也被炮弹炸伤了。父亲说，他是被同班战友背下阵地的，而背他的那位战友，两天后不幸牺牲了。父亲停顿了一会儿，端起烟锅吸了口烟，低声哼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腿受伤后，父亲就回国了。他在部队又待了两年多后回到地方。当年在战场上，虽说有枪有子弹，可父亲始终没机会和敌人面对面交锋。每次说起这事，父亲总遗憾地摇头：“没能亲手消灭一个敌人，还入了党、立了功，心里不踏实。”
父亲的腿伤不算太严重，恢复得很好。但因为战场的天气太冷，他落下了关节炎症。阴天下雨的时候，总能看到父亲时不时按揉膝盖和小腿。
1976年，或许是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刺激，父亲患上了焦虑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嘴里一遍遍念叨着战友的名字，有时还深更半夜爬起来找活干。母亲愁得瘦了一大圈，停下手里的裁缝活，天天陪着父亲看医生、找偏方。父亲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才慢慢见好。
父亲73岁那年患了重病。同病魔战斗了6年后，那年国庆节前几天，他坚持要出院。国庆节那天早上，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的父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过兵的大哥，连忙打开电视，让他观看新闻里的天安门升旗仪式。父亲睁大眼睛，紧盯着电视，眼角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下午，父亲微笑着离开了我们。
新修的家谱中，记载着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时常翻看家谱和手机里翻拍的父亲照片，心里想，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是把信仰活成了日常。他如同一盏明灯，始终在我心里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