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莫大于不知耻”
■姚 璐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再次走进观众的视线。石敬瑭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的开国皇帝，为了央求契丹出兵援助，他不但主动割让幽云十六州，而且不惜认契丹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他也因此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我国传统文化历来把知荣明耻作为知人论世的重要准则。孔子把“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重要标准。孟子有言：“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把知耻的道德素质看成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能否做到知荣明耻，不仅关系到个人品德高下，而且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
泾水清清渭水浑。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但立身行事的底线不容模糊，不能黑白不分、莫衷一是。比如，屈原、苏武、文天祥、林则徐等先贤，因坚守道义、恪守底线而名垂青史；赵高、严嵩、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因背弃良知、失节失德而遗臭万年，荣耻之分，昭然若揭。
杭州西湖畔的岳飞墓和岳王庙，有这样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从这褒贬分明的对联就可以看出，精忠报国的岳飞万世敬仰，陷害忠良的秦桧人人唾骂。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状元游岳王坟，友人戏指他为秦桧的后裔，要他以此写一副对联。他提笔写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知耻是一种觉悟。有了这种觉悟，才能知耻而后知义、而后知勇、而后知廉、而后知为官之道和做人之理。
清朝有位叫郭琇的人，出身寒微，志向远大，经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来激励自己，后来考中了进士。在江苏吴江县做知县时，由于受到官场陋习的侵染，开始接受贿赂。郭琇的行为被人告发，遭到一位名叫汤斌的清廉上司的训斥。对此，郭琇感到无地自容，悔恨不已。回到县衙，他让衙役们挑来好多担水，带着大家把县衙厅堂好好地洗刷一遍，并将“明志堂”书房更名为“明耻堂”，还在衙门前贴出告示：以前的县官郭琇已经死掉了，现在的知县是另外一个郭琇。从此以后，郭琇清廉做官，勇革除弊，把吴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百姓拥护。
知耻是一种自省。有了这种自省，才能“不用扬鞭自奋蹄”，常思肩上之责，常怀进取之志，更好地扑下身子为群众干事。
1962年，焦裕禄同志到兰考上任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兰考的自然灾害尤其严重，群众纷纷外出讨荒要饭。在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委会前，焦裕禄首先带着大家到兰考火车站看望那些逃难的受灾群众。他心情沉痛地说：“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羞耻感、痛心感，焦裕禄体察群众疾苦，不向困难低头，带领干部群众在兰考大地上谱写了改天换地的辉煌篇章。
习主席深刻指出：“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把以权谋私、公私不分作为极大的耻辱，怵然自惕。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就大力提倡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强调“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恩格斯曾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党员干部应知荣明耻、扬荣抑耻、近荣远耻，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坚决远离不收手不收敛、不知止不知耻那一套，努力以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过硬作风和良好形象感召带动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