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者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忠诚追光”老专家用物陈列展，磨损的书桌、写着批注的书籍、老旧的实验设备……一件件学院科研前辈使用过的老物件静静陈列。在高伯龙院士的讲义前，副教授江奇渊不禁放慢了脚步。
作为激光陀螺事业奠基人、团队第一代学术带头人，高院士就像“一束永不消逝、至纯至强的光”，照亮着激光陀螺自主创新的征程，为江奇渊所在团队突破技术瓶颈指引方向。
“没有高院士，我国激光陀螺事业的发展可能要推后十几年甚至更久。”如今，江奇渊已经是团队技术骨干，但他说，前辈身上的信仰之光可以穿越时空，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胜利……
——推荐人 郝小兵
上世纪80年代，高伯龙（左二）指导科研人员开展研究。资料图片
当有“成天想，做梦还想”的劲头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副教授 江奇渊
几年前，学院开设了名为“忠诚追光”的老专家用物陈列展。工作之余，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时常来转一转，想一想多年前那个亲切而坚毅的面庞。
2011年，我在某地方高校机械专业就读，恰逢国防科技大学来校做研究生招生宣讲。高伯龙院士带领激光陀螺团队攻坚克难的故事，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
激光陀螺是高新装备实现精确运行和精准打击的“导航之芯”。50多年前，钱学森将写有激光陀螺技术原理的两张小纸片，郑重地交给了长沙工学院领导，那正是国防科技大学前身。
为加快研制激光陀螺，学院迅速组建课题组，从零开始攻坚。没有稳定实验平台，高伯龙顶着烈日去工地拉回废料一点点改造；没有现成的软件，他重新当起学生，自学编程；零件精度不达标，他带领团队请教经验丰富的工匠，自己动手打磨……
当实验室原理样机鉴定通过，一盆“冷水”袭来：国内外许多开展此项研究的科研机构终止了研制工作。国内也有人质疑，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以我们当时的科研条件与工艺水平，想研制成功简直比登天还难。但高院士顶住了压力，工程化样机最终通过了鉴定。
“搞科研，我是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只要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不解决，我就丢不下，成天想，做梦还想。”高院士的话让我心潮澎湃：跟着这样的人干，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我下定决心，跨专业投身惯性导航研究，成为这个团队的后来人。
第一次踏进实验室，我的短板便显露无遗：密如蛛网的光学器件、复杂的光路图，对机械专业出身的我来说有难度。那段时间，我把厚厚的资料书翻得卷了边，光学原理和公式推导写满了几个本子。
每当我想要退缩时，高院士47岁转行的故事始终支撑着我——一穷二白尚且能闯出一条路，我眼前的荆棘又有什么难闯的？毕业留校后，我如愿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
然而此时，高院士已经离开了我们。在病床上，他曾无比惋惜地对战友说：“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这句话，成为他与毕生奋斗事业的诀别书。
高院士的遗憾，自有后辈来弥补。一年夏天，某重点项目进入验收攻坚期，我受命担任4家单位联合技术调试总协调人。夏季海滨暴雨连绵，驻扎的厂房四处漏雨，外部线路突发断电，不同系统之间的接口适配屡屡碰壁，每次调试都要重新焊接线路，进度严重滞后。
那天晚上，我把团队骨干叫到一起：“高院士当年连测量仪器都没有，硬是靠自己摸索做出了透反仪。咱们今天再难，能难到那个份上？”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先临时焊接保进度、后面再改用接插件优化。
接下来的日子里，所有人轮班连轴转，我不停穿梭于各个工位间，协调转移关键设备、抢修电路，逐个破解技术难题。饿了就蹲在墙角扒两口饭，困了就把几张凳子拼起来躺一会儿，连梦里都是工作情况。
最后一轮联调时，无人机稳稳升空，空地两套系统信号在屏幕上精准同步，任务圆满完成。我站在屏幕前，眼眶有些发热——我们又一次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当年可真不容易”“前辈这段讲义标注的是什么原理啊”……一阵轻轻的讨论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不知何时，“忠诚追光”陈列展迎来了几名年轻学员。他们的讨论渐渐深入，也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走上前去，和他们分享起以前的故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方姝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