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泪
■崔志勇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她这一生，像院子角落里那棵老枣树，风里雨里，总是默默挺立着。可我却见过她3次流泪，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心头隐隐作痛。
第一次，在我初三那年的春天。我迷上了镇上的游戏厅，逃了整整一周的课。那天下午，母亲从邻居口中得知消息，从菜地里赶到游戏厅时，裤腿还沾着泥。她拿着晾衣的竹条，攥得手指发白。
“走，跟我回学校。”她声音很轻，颤抖着。我梗着脖子不动。竹条落在我背上，不重。母亲忽然扔了竹条，蹲下身，把脸埋进膝盖。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肩膀剧烈地抖动，却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
那天下午，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沿着田埂去了学校。她一路没回头，可她抬手擦了好几次脸。
第二次，是2016年秋天。我穿上新军装，在县人武部集合，坐大巴去火车站。车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送行的人群挤成黑压压的一片。母亲穿着喜庆的新衣服，踮着脚，一只手举得高高的，五指张开又攥紧，像要把我的影子装进手心。大巴缓缓启动，隔着模糊的玻璃，我看见她的手终于放下来，转而捂住了嘴。她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
车子向前驶去，母亲的身影逐渐缩成一个小小的点。我从后窗一直望着，直到那个点消失在树后面。那一幕烙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站在秋天的风里，举着手，无声地哭。她什么也没说，可那眼泪里的话，我用了好多年才读懂：“去吧，部队是一个好地方；去吧，可妈舍不得你。”
第三次，是我参军后第一次休假回家。我说要去她干活的地方看看，她拦了几次，说：“脏得很，有啥好看的。”我没听。清晨6点，天还没亮透，我和母亲一起穿过还未苏醒的县城，来到一家饭馆后巷。在一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水泥地上摆着3个大塑料盆，泡着成堆的碗碟，油腻的污水泛着白沫，水龙头哗啦啦地淌着水，空气里弥漫着洗洁精和剩菜混合的气味。母亲脱了外套，系上一条看不出原色的围裙，弯下腰开始清洗。冰冷的自来水冲在她手背上，那双手关节粗大，手指布满大大小小的裂口。
我走过去，蹲在母亲旁边，伸手去拿盆里的碗。她愣了一下，推开我的手：“别弄脏你的衣服，好不容易休假了，快回去歇着吧。”我把油腻的碗从她手里接过来，浸进冷水里，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搓。
水很凉，凉到骨头里。我知道，母亲当时每个月只有两天假。其余时候她天不亮就从乡下出发，骑电动车进城洗碗，收工后再赶回田里打理瓜果蔬菜。旁人都说在县城鲜少看见她的身影，可屋后那片菜地，清楚她的归期。清晨，她带走一筐蔬菜送到餐馆后厨；夜晚归来，她又蹲在田埂浇水除草。
那天早上，我在那个逼仄的后巷洗了一个小时的碗。母亲站在旁边，擦了好几次眼睛。这一次她没有藏，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
母亲的人生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在城市的缝隙里、在田埂的转弯处，悄无声息地流。和母亲打电话时，我常对她说：“这些年我在部队挺好的，也攒了不少钱，您不要那么累了。”她总是说下一年就不苦了，再苦今年一年就行。她觉得苦一年又不是苦一辈子，趁着现在身体还硬朗，想给我多攒些钱。可母亲的大半辈子就一直像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苦着。
母亲一生没读过多少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却用半生辛劳撑起家中营生。她的泪水里有对我的期许、绵长的不舍和家园里的温情。从游戏厅到学校的田埂，从人武部到火车站的车道，以及县城饭馆狭窄的后巷，我在岁月里慢慢向前走，褪去年少的顽劣，学会规矩，踏实成长。
这些年我在部队认真训练、踏实履职，时常能拿到不错的成绩。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我把这些事讲给母亲听，她的声音总是立刻轻快起来。她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只是一遍遍叮嘱我好好干，别骄傲，语气里有掩不住的欢喜。母亲藏在寻常日子里深沉的爱，是刻在我心底永远的力量，时时提醒我，肩上不仅有使命责任，还有一份此生难报的养育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