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两条路
■解放军报记者 孙佳欣
那天下午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科技成果馆，我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轮椅，而是王戟的表情。
他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让人很安心的笑。
采访两个多小时，一开始他的话并不多。讲到截肢，讲到每周3次的透析、每天晚上9点前必须回医院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平淡。可当讲到高可信软件，讲到他的老师、学生和研究领域时，他的语速快了些，眼睛里闪着很亮的光。
后来采访结束，科技成果馆门前有一段台阶。几个人走过来抬轮椅，有人抬前面，有人抬后面。王戟坐在轮椅上，身体微微前倾。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大家小心腰，毕竟都不年轻了。”
所有人都笑了。
笑声在刚刚落完雨的香樟树下回荡着，轮椅稳稳落地。
我在一旁看着，忽然觉得，王戟身上有一种东西，比他的科研成果、荣誉称号，更值得被人们记住。
但在当时，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曾看过王戟独立上车的视频。轮椅抵近车门，他左手抓住车门框，右手扳住车内座位边缘，深吸一口气，然后像鞍马运动员一样，利用腰腹和双臂的力量，将整个身体腾挪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短促的弧线后，稳稳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我正为那份吃力而心头一紧时，他却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人从不觉得自己的处境艰难。他只是日复一日，把所有的陡坡当作平地来过。
采访中，我问过黄春，最难的时候是怎么撑过来的。
她的回答竟然跟王戟一样：“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黄春也很爱笑，眼睛弯成月牙儿，跟我讲她的“分枝理论”。“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烦恼，是因为总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到完美，但由于精力有限，越想兼顾就越做不好。那些事情就像树杈上的分枝，我们只要抓住最重要的那个，优先解决就好。”
回忆起王戟生病的那几年，黄春提到最多的是“感恩”。同事、邻居、学院、学校、社区、组织……她一个都没落下，说着说着，眼眶便红了。
最后，她补了一句：“他有他的事要做，我有我的事要做。我们很有默契，也很信任组织。”
采访结束，漫步在科大校园里，我突然想起王戟说过的好多零碎的话。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首先是一个解放军。”
“只要脑子还能思考，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
“你们才是未来。”
“我挺好的。”
……
他好像常说这句话——对母亲说，对妻子说，对学生说，对所有人说。“我挺好的。”这4个字轻得像一片叶子，却压着整棵树的分量。
最后一天结束采访的那个傍晚，晚霞从天际铺开，先是金，再是橘，最后化作淡淡的紫，一层一层地漫过银河楼的屋顶和香樟树梢。恰好有一群飞鸟振翅，掠过天际，翅膀在霞光映衬下化作暗色的剪影。
我驻足看了很久，眼前又浮现出王戟摇着轮椅在校园路灯下前行的背影。
那辆轮椅很旧了，扶手上的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旧的还没拆掉，新的又缠了上去。有人建议他换个电动的，省力。他说手摇能锻炼心肺，医生说的。他很听医生的话。
他的背脊挺得很直，像一根永远不会倒下的桅杆。
那天傍晚，校园里的人很多。下过雨，香樟的苦香在湿润的空气里弥漫。我忽然发觉，校园里的这条路，王戟大概走过无数次，从少年走到中年，从步履匆匆走到轮椅吱呀；还有一条路，更长，更陡，没有尽头，那是高可信领域的科研之路，一直在他的脚下延伸。
两条路，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王戟走得很稳。
后来，我常常想起计算机学院科技成果馆门口的那阵笑声，想起众人抬着轮椅下台阶时他的侧脸，想起他说“大家小心腰”时的语气——温和的、平常的，好像那不是一件值得被书写的事情。
可正是那些平常的瞬间，让我觉得他离我们很近。
王戟是个什么样的人？采访的几天，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可始终没有找到最确切的那个。
但没关系，当我们一次次被感动、被震撼，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知道，王戟不是那种需要仰头看的人。
他就坐在那里，轮椅旧旧的，挂着一个小布袋，扶手上的胶带一层叠一层。他摇着轮椅往前走的姿势，像在冲锋。
轮椅碾过的地方，没有泥泞，只有路。与他同行的人会越来越多，脚步声叠在一起，匆匆，却好像已经响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