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原因
战后象征天皇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统治机构的连续性，思想、心理、传统权威意识的连续性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树立“大众天皇制”的形象，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发不断加强和恢复天皇的地位与权威，国民中间仍潜藏着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
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0月4日发布自由指令，拉开了从思想意识领域清除天皇神化意识的序幕，强调了取消对政治、宗教自由的限制。
鉴于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国民的意志，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向国民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为现世神”，确定了自己“人”的地位。表面看这是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但实际上该诏书却非常巧妙地维持了天皇的神性，维护了天皇是“神裔”的观念。
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公布，给日本投降后展开的有关天皇和天皇制的争论，基本上打上了“终止符”。同时，新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基于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既要铲除旧有天皇制，又要保留天皇的原则制定的。这种制宪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必然会在宪法中，以及宪法与现实的矛盾中反映出来，导致战后日本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有关天皇问题的种种奇怪现象。
战后以来，为加强天皇的地位和权威，日本上层统治集团恢复旧天皇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后，明目张胆地要复活某些旧的传统制度；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放弃日本非武装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装；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盟军总司令部撤消，但美军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驻扎日本。
据渡边治所著《日本国宪法修改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介绍，为实现天皇元首化必须修改宪法，为防止民众反对，吉田内阁、鸠山一郎内阁、岸信介内阁相继以“自主宪法”为名，渐进式修改宪法，意欲将“象征”天皇变为元首，将 “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复辟旧天皇制的具体行动之一，同时，另一项复辟的小伎俩也着手实施——实行“年号法制化”运动。自明治以后日本的年号实行“一世一元制”（一代天皇一个年号）。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裕仁天皇年号仍延用“昭和”。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裕仁年老，然而新的《皇室典范》等并无年号的规定，政界上层和神道系统的人物十分担优，积极主张应使年号法制化。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79年6月由国会通过了年号法案，成为抬高天皇权威的一次大飞跃。
“天皇制”之所以得以保留，除了国内对天皇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国在其中也起了不小作用。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多次批准宣战的日本帝国统治者裕仁天皇始终没有现身。而美国作为处理战后对日问题的主导国家，却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原因何在？
美国人当时发现，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天皇制，及特殊的政治角色——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保存天皇制为“诱饵”，促使日本投降，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美军伤亡，而日本也迫于形势压力和迎合美国人的心态，由天皇来宣布投降，这就为战后保留天皇制成为可能埋下了伏笔。
日本投降后，美国又依托天皇的精神权威，达到保持日本社会秩序稳定，进而顺利实现对日占领的目的。于是将天皇塑造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引领者”的形象，为其在日本传播美式民主主义理念、有效地占领和管理日本铺平道路。同时又将天皇的地位界定为“象征性”存在，仅仅具有从事国事行为的权利，剥夺了天皇在明治宪法下的一系列军政大权，由此舒缓来自美国国内及盟国方面要求废除天皇制的舆论压力。美国又将代表君权主义的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嫁接起来，旨在将天皇塑造为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人物，减缓来自保守层要求提高天皇在宪法中地位的阻力。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也说：“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的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比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大部分中国的胜利，必然增强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美国人的意图之一，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将日本改造为友好的“民主国家”、打造成窥视、牵制中国的“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