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外大街34号送稿
送稿，是部队新闻人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大凡在师以上单位搞过新闻的人，都有过到军队大小报送稿的经历。用一位老报道员的话说，没到报社送过稿的报道员，不算真正的报道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信息闭塞、通联不畅，报道员给报社投稿大多是“盲投”，采用率很低。为了提高稿件命中率、完成好领导交给的报道任务，他们不得不采取“非常”举措——到编辑部送稿。
送稿的好处有二：一是可当面向编辑请教，通过修改很快达到发表水平；二是可以了解报纸宣传方向和用稿需求，有针对性地为报社写稿，少走弯路。
谁都知道军报有不准送稿的严格规定，但因为有任务压身、因为一心想增添事业成就感，他们不得不作出愁肠百结而又坚定的选择。
当新闻干事那几年，我也有过几次到军报送稿的经历，每一次都像经历一次大考。在这一场大考中，编辑是严厉的老师，如小学生般惶恐的是像我这样的送稿人。编辑每皱一次眉头、每叹一口气、每敲一下笔头，都令我们心惊肉跳。稿件好不容易被选上了，但最终能不能见报、什么时候见报却是个未知数，剩下的只有苦苦等待。
等待，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在军报，我认识了一些送稿者。他们有的住在军报招待所，有的蹲守在阜外大街潮湿的地下室，啃着面包、吃着方便面，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自己的稿件见报，脸上写满焦虑、彷徨、苦闷等各种表情。说起送稿的感受，每个人心中都是五味杂陈。
那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位从西北部队来军报送稿的老乡，他带着妻子孩子一起住在军报招待所。本来是想带妻儿来北京玩玩，可由于出师不利，稿件迟迟见不了报，他急得上蹿下跳，脸上更是愁云密布。一晃十天过去了，一家人居然连军报的门都没迈出过。由于天冷，孩子冻得直哭，老婆也跟他闹，心烦意乱之下，他跟老婆干了一架。我心里实在不落忍，劝他说：“你折磨自己可以，但别折磨老婆孩子，明后天无论如何也要带他们出去玩玩。”他苦笑着说：“稿件没见报，任务没完成，哪有心思出去玩啊！”
还有一位从南方来的新闻干事，为了在军报上一个头版头条，先后两次到军报送稿，最长的一次呆了近一个月。那天，听说自己的稿件终于排上了头条，他兴奋不已，晚上一连往夜班排版室跑了好几趟。深夜１2点，他不放心又跑了一趟，当确认上头条的事准确无误后，便拿起电话叫醒千里之外已熟睡的领导，第一时间报告这一喜讯。是夜，他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6点便跑到军报印刷厂看报纸。可打开报纸后，他像遭雷劈一样愣住了：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逝世的消息，而不是他的稿件。反应过来后，他顿感天崩地裂，继而嚎啕大哭。
要说送稿的甘苦，每个到军报送过稿的人几乎都能讲出一串故事，阜外大街盛满了他们的欢乐与泪水。
对于军报，他们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面有向往、有崇敬、有期待、有感激，也有挫败感。这种复杂的情感缘于一个字：爱！他们钟爱军报这张报纸，挚爱军事新闻事业！有的报道员曾发誓这辈子不再搞新闻、不再送稿，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像朝圣者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送稿路。
直到今天，很多老报道员和从事过新闻工作的领导干部，每当谈起当初送稿的经历都津津乐道，且倍感自豪和荣耀。他们说，到军报送稿是一种特殊历练，这种历练促进了他们成长，让他们受益终生。我想，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
其实，军报是有温度的，军报人是重感情的。送稿期间，我曾收获了许多感动和温暖。
我永远忘不了，当我风尘仆仆从大西南赶到北京找不到落脚点时，是总编室的一位领导打开书房、展开床铺，让我度过了最暖心的一晚；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看到我在招待所就着咸菜吃方便面时，文化部的编辑夺过我手中的面盒，拉着我到家里吃热腾腾的可口菜饭；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改稿遇到困难时，政工部、军事部、理论部的编辑热心给我出题目、理思路……
点点滴滴的关爱，汇成一股暖流，流入我的心底，融入我的血脉，给我的新闻生涯注入不竭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