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要占三分之一，并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纲领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规定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映。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政权中，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也团结了农村中的开明士绅。例如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乡、榆社、襄垣三县的598个村政委员会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开明地主占6．5％。这就使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切实爱护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政策。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于1941年11月首先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中共中央立即接受，于12月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切实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指示还具体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严惩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诈民财的败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以精简的干部加强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增进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军队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政府和民众订立拥军优属公约，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烈士家属，经常给予各种照顾和亲切的慰问。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各自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使党政军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