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之下，纸页之上
一部丛书背后的千年回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这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一块塬地。
已灭绝的黄河古象曾埋葬在这里，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和中医始祖“岐伯”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法国人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中国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就是从此开始的。
秦始皇修建的秦直道从这里穿过。王昭君出塞时经过，在一道山梁上梳妆打扮，“打扮梁”的地名至今沿用。
直至现在，这里的历史文物都没有断代和缺环，是甘肃省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城市。
这里是庆阳。
曾为黄土高原拍摄纪录片的导演金铁木在这里工作后，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贫瘠的黄土地，怎么会拥有那么大的力量？
如今，他或许可以从新出版的一套书中找到答案——《庆阳历史文化大观丛书》。这套丛书是首部反映庆阳历史文化整体概貌的著作，包括遗址文物卷、民俗非遗卷、名人贤达卷等6卷，共140万余字，历时两年多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出版。
地方史志有记录生活的传统
实际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庆阳历来重视编修地方史志，明清时期至少有7部府志和19部县志问世，留下极为宝贵的山川地理、堡寨要隘、赋役物产、历史沿革的资料，形成较甘肃其他地区更为完备的编写体例和续修传统。
其中保存最为完整、史料价值最大的一部《庆阳府志》，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前往日本，将这本史志拍摄成缩微胶卷，甘肃省图书馆又将胶卷复制收藏。直到2001年，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将内容整理出版发行，这份庆阳史料才终于回到家乡。
“长期以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分散在史志典籍、民间传说和考古报告中，缺乏系统梳理与全景呈现。因此，编纂一套能够完整展现庆阳历史文化脉络的丛书，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更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健为说。
庆阳市委书记黄泽元说，自己在2021年来到庆阳任职之前，对这里“知之甚少”。“在学习庆阳文化的过程中，我就感觉缺少这样一条线索。如果有人对庆阳的文化感兴趣，从什么地方入手？有哪些文化资源可用？”
这正是这套丛书的缘起与定位。用甘肃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马步升的话形容，就是“一套丛书在手，庆阳基本都有”。
庆阳大地上的中华文明之源
在丛书的遗址文物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座5000年前的大型“宫殿”——南佐遗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韩建业曾说，这个遗址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均前所未见。
它的总面积600万平方米，是5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相当于8个故宫、两个二里头遗址的面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到庆阳后，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要重视庆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当中的重要性”。
在南佐遗址的探方里，他感慨：“（南佐遗址）地基处理以及夯土技术，与现今民居的夯土工艺几乎完全一致。中国古代基于‘土’的建筑延伸出来的一套语言体系，比如夯土、地坑院，都是非常重要的起源问题。我们后来的四合院的布局，就来自地坑院。”
在南佐遗址，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种植水稻的黄土高原。遗址出土了百万粒、重达两三百公斤的稻谷，即便在中原地区也少见。这说明在5000年前，黄土高原存在适宜水稻种植的气候条件。
周朝先祖不窋，及其之后的共十二代首领，在庆阳“教民稼穑”、陶复陶穴、修其训典、以德立邦，形成“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局面，使这块土地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窑洞的居住方式也自此始。
这一段周民发祥的历史，被完整地记录于《诗经》中，留下了《诗经》中历史年代最早、篇幅最长的我国第一首农业史诗——《豳风·七月》。
“农耕文化发祥地无疑和庆阳密切关联。”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马世年说，“正是这样一个传统，让我们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陇东地区对于农耕文化的重视。”
直到今天，庆阳的农民也很少在碾坊、磨坊内冲突打骂，民间传说尊碾子为青龙、磨子为白虎。正月初一的早上，人们忌讳把洗脸水泼地上，这意味着收麦碾场时会遭大雨。
几千年来，这里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来回争夺的边境之地。庆阳境内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秦长城，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神奇地重合在一起，这是一条农与牧的分界线。
为了守好这片土地，历朝历代派重臣来此任职。狄仁杰曾在这里为官。范仲淹在这里立下大功，为宋仁宗赏识：“吾固知仲淹可用。”他在这里写下的《渔家傲·秋思》至今传唱：“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另一篇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开篇中“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与范仲淹一样，也曾在这里为官。
▲华池县南梁红色大景区。 刘永刚/摄
交融向新的庆阳文化
北魏的一名官员在庆阳的岩壁上留下的佛像，如今成为甘肃四大石窟之一的北石窟寺。“佛教在北朝时候，起到了一个文化融合剂的作用，使不同民族逐步从部族血缘关系变成地缘关系。造一个石窟，很多人捐钱，从姓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来自不同的部族，但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事。”杭侃说。
在历史演进和民族交融中，庆阳大地上生发出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多彩的民俗文化。庆阳的唢呐、香包、道情皮影，都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每一年，庆阳都会举办香包节盛会。人们给孩子们的前胸后背，甚至肩膀上都挂满香包。这是一直以来的传统。相传公元前2300多年，中医鼻祖岐伯就携带药袋防疫驱瘟，又因草药被称为“香草”，药袋也被称为“香包”。在约1000年前的一座古塔中，考古人员甚至找到了一只金代的香包。
这里是“皮影之乡”。1956年秋，环县道情皮影艺人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参演剧目是《二姐娃做梦》。此剧刚一演完，前来观看的毛泽东主席就让秘书递来纸条：“请将《二姐娃做梦》再演一次。”随后演员再次表演了该剧目。此后数年，庆阳的皮影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埃及、韩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上演过。
无论走到哪里，庆阳人都记着他们的生活。千百年来，他们在黄土上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就像他们在《信天游》唱的那样：“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20世纪30年代，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这里，在庆阳南梁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一个没有沦陷的红色根据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于显著的区位优势——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博台线和胡焕庸线交汇点，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战略部署先后落地庆阳，使这里从“陇东粮仓”成为“中国算谷”。
“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看，经济、文化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经济，唯利是图也不行；但是没有经济的支持，可能发展不下去。所以我认为这一套书的出版正得其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周绚隆说，“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讲到了环境、人种和气候的关系。这种文化氛围反过来会塑造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面貌。”
因此，他认为，总结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到庆阳文化在整个大文化版图里是什么样的，要看到我们的文明跟主文明之间的关系。”
1900多年前，生于庆阳的东汉思想家王符写下：“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有书不读，等于无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说：“我们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文化，好不容易编撰出的成果，我唯一希望的，就是继续做好这套书的阅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