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伟，湖北咸宁人。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８月任鄂南特委书记。１９４０年５月任湘鄂西区委书记，同年８月任鄂西特委书记。１９４１年１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１１月英勇就义，时年２６岁。
一
何功伟，又名何彬、何斌、何明理。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出生于湖北咸宁柏墩乡中田畈村。父亲何楚瑛是当地的一名士绅，热心教育，曾办过小学堂，当过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还会行医，抗战时期也做过生意。母亲阮宝枝，在何功伟７岁时病逝。童年的何功伟在家乡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１岁的何功伟随父亲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立第四小学读书。１９３０年夏，小学毕业的何功伟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二中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爱国学生涌入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何功伟和武汉爱国学生一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上街募捐，支援东北军队的抗日行动。他个人还慷慨出钱翻印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内阁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向学校、工厂散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
１９３３年７月，何功伟初中毕业，参加全省会考，名列第一，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在高中学习阶段，何功伟结识了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武汉分店门市部经理顾一凡。在顾一凡的指导下，何功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进步书籍，参加了生活书店组织的读书会，结交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朋友。这时，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反对剥削制度和社会的不平等。他在妹妹的笔记本上写道：“吃自己饭，流自己汗，自己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算不了好汉。”他父亲看到他身上的变化，叹道：“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个肩上者。”何功伟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我国华北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在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震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武汉，何功伟立即同在生活书店读书的爱国学生串连，奔走于武汉各个学校，商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事宜。１２月１７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何功伟当选为常务干事。１８日，他在学联召开的会议上说，武汉不能沉默了，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还说，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我们要恢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这次会议研究了武汉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决定成立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１２月２０日，学生游行受到反动当局封江的阻挠。２０日和２１日，何功伟两次带领学生代表找省政府秘书长卢铸和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谈判，粉碎了当时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拖延阴谋，重新组织人马到各个学校发动串连。２２日、２３日连续两天，学联发动了武汉地区７０余所大中学校学生２万余人汇集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爱国运动，打破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武汉地区沉闷的政治局面。
１２月２５日，湖北应城的学生和市民为声援北平、武汉的学生运动，到县政府请愿，遭到军警开枪射击，４０多人受伤。应城惨案发生后，武汉学联决定以罢课来支援应城学生，并派学生代表到省政府内静坐示威。何功伟参加了这次静坐示威活动，还参加了省里组织的慰问团，同政府人员一起去应城慰问受伤学生，调查真相、严惩凶手。
为了扩大爱国运动，何功伟和学联的其他成员研究决定，效法北平学生宣传团的样子，组织学生扩大宣传团，利用春假下乡作抗日宣传。１９３６年４月１日，何功伟等带领几百人的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向葛店进发。一路上，他们演讲、唱歌、演戏，还深入农民家里作调查研究，进行抗日宣传，深受群众的欢迎。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在宣传中曾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过“左”的口号，被国民党省政府抓住口实，于４月９日下令解散学联，并逮捕了一些进步学生，学联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这年６月，何功伟在省高毕业前夕，两广事件发生。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等，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出兵湖南，内战重开。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他还到武昌司门口、汉阳钟家村等地演讲。由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反蒋，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遭到公开通缉。眼看毕业考试就要到了，何功伟考虑再三，从长远观点看，还是放弃了毕业考试。在省高同学们的帮助下，何功伟首先逃离省高，在汉口日租界躲了个把星期之后，去了上海。
二
１９３６年５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功伟从汉口到上海后，改名何明理，通过钱亦石的关系，参加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在全国学联，何功伟每天处理来往书信，为学联起草文件、办刊物，研究学生运动动向，深得同志们的好评。他也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坚定了信仰，提高了阶级觉悟。８月，未满２１岁的何功伟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何功伟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他一边学习，一边以学生身分作掩护，参加学联的工作。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这时，上海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党派何功伟担任该团的组织部长，改名何彬，主要开展抗战工作。在工作中，何功伟既注意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又尽量发动基层群众，多次组织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前方战士、侦查汉奸等活动，工作颇有成效。１１月上海战局吃紧，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便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内地工作团，由何功伟带队。工作团沿途演戏、募捐，宣传抗日，经南通、镇江、南京，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已是全国抗战的中心了。这批人员到汉后，全都转入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任务后，按照党组织的决定，何功伟立即参加了湖北党组织的工作。１２月，何功伟被任命为中共湖北临时省委的农委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经董必武推荐，何功伟任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秘书。乡促会是我党领导的在统一战线形式下的一个群众团体，由国民党元老孔庚任会长，何功伟负责组织和对外联络工作。何功伟亲自起草乡促会章程、计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８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指出乡促会的宗旨是，“集中湖北一切爱国分子，在党政军各机关领导之下，以促进湖北乡村一切救亡工作，及一切战时建设。”乡促会还举办了乡促人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训练，为我党培养了不少农村工作的骨干。
１９３８年４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他首先深入到工人、学生、教师中，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他还在武昌纱厂集中的地区建立特别支部，办工人夜校，组织歌咏队、读书会，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并注意选送了一批优秀的产业工人到延安学习、工作。
５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本游击队与游击区。……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根据中央精神，受湖北省委派遣，何功伟回到家乡咸宁，开辟鄂南地区的工作。
三
鄂南地处武汉东南，是通往湘赣的走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何功伟回到家乡咸宁柏墩。遵照党的指示，他开始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柏墩有个青年团体“扶摇社”，是一个吟诗聚餐、联络感情的类似读书会的组织。何功伟对其主要成员——他的堂兄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同——进行教育帮助。在何功伟的帮助下，他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扶摇社”也成了咸宁青年的进步组织，成了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桥梁。不久，中共柏墩支部成立，这是何功伟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何功伟还设法同当地大革命后隐蔽下来的老共产党员黄全德、潘继汉、林平等接上关系，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
８月，为进一步发展鄂南地区党的工作，湖北省委决定将咸宁中心县委改为中共鄂南特委，下辖咸宁、阳新、崇阳、通城、通山、蒲圻等县委和大冶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咸宁县中田畈。
何功伟领导鄂南特委，首先抓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特委在咸宁柏墩等地举办了秘密的党员训练班，建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到１９３９年初，鄂南地区有党员５００余人，为后来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８月中旬，特委在中田畈小学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武装问题。何功伟在会上提出了三点意见：（１）共产党员要带头出钱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给养；（２）要发动在大革命时期打冲锋的同志及其家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３）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何寰桢的工作。
何寰桢是何功伟的族叔，咸宁县名绅，行伍出身，曾当过民团团长，有钱、有势、有枪。何功伟多次登门拜访，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激励他，终于使他同意合作抗日。之后，在柏墩很快组织了一支拥有３００人枪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何寰桢任大队长，特委派雷同任大队指导员兼一中队指导员，钱远镕、钱远镜、何功国分别担任中队长或中队指导员。不久，这支游击队被国民党一二八师编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辖咸宁第二大队。随着特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绅士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向我党靠拢，在崇阳、阳新、武昌等地又相继建立起了几支联合的抗日武装。
１０月９日，咸宁沦陷。咸宁第二大队上了挂榜山，在密密的林子里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打击日寇。何功伟也随大队上了挂榜山，同游击队员一起吃、住，向大家宣传抗日的道理，鼓舞大家的斗志。
２５日，武汉沦陷，鄂南地区成了日寇的后方，驻咸宁的日伪军常沿着公路向四乡侵犯。何功伟指挥各地游击队在丛山密林、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相机袭击敌人。一天，驻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队向挂榜山移动。游击队紧急集合，在山道边设伏，打得敌人仓皇而逃。
１０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项家山事件，特委组织部长刘青等１４人惨遭杀害，鄂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１２月底，何寰桢又被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同时，武汉失守后，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按湖北省委预先的指示，１２月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的决定，鄂南特委改称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仍由何功伟担任。为了与湘鄂赣特委保持联系，何功伟着手筹建了从咸宁到平江的地下交通线，在阳新宝石河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作掩护，建立了阳（新）通（山）工委机关兼联络站。
１９３９年２月，通山中心县委在咸宁马桥何家新屋召开扩大会议，到会２０余人，何功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并联系鄂南实际，总结了经验教训。半个月的会议，使在艰苦复杂环境中工作的党员明确了方向，认识到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独立自主抓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这时，何功伟重点抓了党领导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的建设。他一方面加强大队领导力量，一方面注意扩大武装，使梁湖大队发展到３００人左右，成为鄂南一支可靠的抗日武装。梁湖大队活跃在鄂城、保安、金贺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多次伏击日寇，打击汉奸特务。
正当何功伟重整鄂南工作卓有成效之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６月１２日，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通山中心县委与湘鄂赣特委的联系中断。７月，何功伟在鄂城涂家垴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决定：（１）紧急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保存力量；（２）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不久，梁湖大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队伍被打散。至此，在何功伟领导下的鄂南党组织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和武装遭到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一部分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何功伟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在安排好党员和群众的隐蔽、撤退工作后，派出干部北上、南下寻找党组织。何功伟则亲自去重庆找党组织。
８月，何功伟在重庆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了鄂南的情况，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参加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为平江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稍事休整后，他又按照党的指示，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四
１９３９年９月，湘鄂西区委在松滋邓家铺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了区委委员，钱瑛任书记，何功伟任宣传部长，机关设在宜昌。１９４０年５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工作后，何功伟就任湘鄂西区委书记，管辖鄂西２７县、湘西北５县（常德、澧县、南县、华容、安县）共３２县党的组织。
根据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关于“精干组织、隐蔽力量”的方针，松滋扩大会议作出了停止发展党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巩固党的决定。之后，何功伟配合钱瑛作了许多调整、巩固下属党组织的工作。他跋山涉水，往来于宜昌、巴东、建始、恩施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向干部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
在宜昌，何功伟通过各种关系和当地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接触，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派干部加强对抗战演剧队的领导，组织演员们演出抗战歌曲和进步话剧，如“九一八小调”“放下你的鞭子”等，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促进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巴东、建始、松滋，他深入基层秘密党支部，给党员讲形势，教育党员团结进步力量，注意对反动派的斗争策略。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党的白区工作更加艰苦。何功伟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结合鄂西的实际，认为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他拟出教育提纲，教育广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这个提纲，成为当时湘鄂西党组织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对于提高党员的革命自觉性和增强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何功伟用自己的行为实践了它。
１９４０年６月１日，日寇占领襄阳。随后，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沿汉宜路直犯宜昌。中共南方局指示我党在宜昌的工作人员，分途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后，夜以继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直到敌机在宜昌投下燃烧弹，市内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紧急时刻，何功伟才通过关系，乘上英商太古公司去四川的最后一班轮船，离开宜昌，先到奉节，又转巴东。在巴东，他妥善安排了巴东党组织的工作后，拖着有６个月身孕的妻子许云，随着逃难的群众，花了１０天时间，翻山越岭步行４００余里到达恩施。
此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到了恩施。由钱瑛主持，在恩施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南方局指示：根据形势的变化，撤销了湘鄂西区委，成立了鄂西和湘鄂边两个特委（相当于省工委性质），直属南方局领导。随后，在钱瑛主持下，召开了鄂西特委会议，鄂西特委仍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栋任组织部长，何功楷任青年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机关设在恩施五峰山。特委负责领导恩施地区的８个县和宜昌、兴山、秭归３县党的工作。会议还讨论了沙市、宜昌失守以后鄂西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研究了如何执行党在白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特委会议之后，钱瑛看到许云已有了６个多月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便，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这样，许云便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
古老的恩施城，自宜昌沦陷之后便成了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带着一个流亡政府和一个战区司令部来到这个偏僻的山区。国民党驻恩施的党、团、军、政头目联合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恩施高干会”，其主要任务就是“肃清”鄂西的共产党组织。因此，中共鄂西特委一成立，就面临十分险恶的环境。
何功伟多次主持召开特委会议，研究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党的工作。他纠正了那些要在恩施搞城市暴动的“左”的倾向，又克服了一些同志单纯依靠合法斗争，专搞学生运动的右的情绪，引导大家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准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带领党员到敌特势力相对薄弱的偏僻山乡，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恩施的一些农村和城关的初中、高中和农业专科学校等逐步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和小组。这些支部和小组发动进步学生、教师、爱国青年组织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等，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当地的生活书店开始销售《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县城的党组织还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印制了许多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罪恶活动的传单和党的秘密文件。在短短的时间里，何功伟领导的鄂西特委把山城恩施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切，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恼火。１９４０年１０月，陈诚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特委工作迅速转入地下。何功伟让那些已“露红”的党员立即转移，并截断了可疑分子的组织关系。他谆谆教育留下来的党员说：如果被捕，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你不要承认自己的真实身分，以保护组织的力量，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实知道你的党员身分时，你就应该作公开的斗争。不久，特委交通员向仲亚被敌人逮捕，何功伟处境十分危险，上级党组织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他说：“等把这里的撤退隐蔽任务完成以后再说吧。”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一再叮嘱他立即搬到乡下龙凤坝去。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何功伟首先考虑的是其他同志的安危，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五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鄂西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趁势更加嚣张起来。由于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叛变，特委秘书郑新民被捕，他又叛变供出了特委组织的情况，何功伟于１月２０日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在重庆的周恩来得到何功伟等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切，积极组织营救。２月１５日，周恩来亲自拟写电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１月２０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
敌人捕到何功伟后，欣喜若狂，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使用了种种诡计，耍了许多花招，都没能使何功伟屈服，于是将何功伟转到直属“高干会”管辖的恩施方家坝管理所，单独关押在一个谷仓里。这个地方的条件很差，阴暗潮湿，一点儿光线也没有，霉臭气熏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功伟看到这一切，十分气愤，便向管理所提出抗议，要求改善监狱条件。他提出了三点要求：（１）谷仓里开个窗户；（２）尿桶每天要倒，要清洗，要加盖；（３）要有书读。并表示，不答应这三点要求就绝食。３天过去了，何功伟不喝一口水，不吃一粒饭，所长急了，赶紧向“高干会”特务头子刘培初汇报。刘培初怕这个“重点政治犯”出了问题，不好向上头交代，只得答应了何功伟提出的条件，给他开了窗户、送来了书籍。其他牢房的条件也随之得到一些改善。
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功伟特委书记的身分已经暴露，他决心实践自己的诺言，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何功伟把敌人的法庭当作讲台，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背信弃义非法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破坏团结抗日的罪恶行径。敌人的审讯每每都只得草草收场。
审讯捞不到什么东西，敌人便变换手法，派国民党党政“要员”前来诱降。１９４１年春天，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范培成、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等都来“拜访”何功伟，他们或赞扬何功伟的才华，或许诺高官厚禄，或讨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何功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铿锵有力地回答这些说客、走狗：“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失悔我选择的道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决不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
此计又不能得逞，敌人便打算用亲情来软化何功伟。在陈诚的亲自过问下，４月８日，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被送到恩施。父子初见，父亲希望儿子早些获得自由，便劝儿子答应当局的要求。何功伟对父亲说：“您老人家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做儿子的要为党尽忠，忠孝不能两全了。”何楚瑛在恩施住了４０多天，到监狱探望了十来次。这天，何功伟抱着父亲说：“爹呀！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我的志向已定，您不用强求了。”老人被儿子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了，不仅不再劝降，还帮儿子秘密带出了给许云和党组织的信。
何功伟入狱后曾给父亲写过两封信，但都未能发出，父亲来探监，何功伟正好把这两封信当面交给了父亲。在信中，何功伟回忆了自己成长和走上革命的历程，叙述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自己对亲人深深的爱：“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以苟全自己的性命？”“胜利之路，纵横曲折，但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顾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年。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可破泣为笑也。”无情未必真豪杰，何功伟把一个革命战士的情、义、爱统统捧了出来，这是何等的磊落，何等的崇高，何等的感人啊！
何功伟不仅自己在狱中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还注意教育狱中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保持革命的气节。何功伟爱唱歌，于是利用歌声向同志们传递信息，鼓舞大家的斗志。起初，敌人不准他唱，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唱歌的自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儿元月二十日入狱，于今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信仰无愧，故能颂正气歌，咏满江红，毫不觉墙外韶光飞去。”
１９４１年９月，何功伟和方家坝管理所关押的“犯人”一起，被转到谭家坝监狱，这里关押的有抗日剧团的一批同志。每当夜幕降临，何功伟总是带头先唱歌，其他牢房的同志们接着唱起来。女牢的同志们唱道：“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何歌声充满凄怆？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人世忧伤！”男牢的同志们又齐声唱起《茫茫的西伯利亚》：“难友们不要呻吟！我们得把牙根咬紧，又粗又长的铁链，把我们捆成一条心。我们冒着黑暗前进！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歌声冲出牢房，歌声冲向山林，歌声给同志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何功伟的意志和品德，深深地激励着同志们，也教育影响着狱中的其他人。当时有一个叫陈襄的难友，竟萌发了援救何功伟的念头。陈襄是一个地主，是因为受敌人的敲诈被捉进来的，他保有一些自由，可以和监狱的管理人员一起上街喝酒。他向狱中支部的同志表示，愿拿出３０００元大洋，买通狱长，锯开窗户，让何功伟越狱，并将锉和锯子都带进了监狱。狱中支部同何功伟取得联系后，何功伟经过深思熟虑，在给狱中支部的条子上写道：“不要为我个人处境担忧，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敌人外弛内张，逃亡的可能性很小，要作有效的斗争，不作无谓的牺牲。”显然，当时何功伟一个人越狱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他怕一个人跑了连累大家，便进行劝阻，这是多么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呀！
何功伟成为狱中的核心，他的一言一行为狱中的难友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共产党员坚定了立场，也使非党爱国青年更加理解共产党的主张，愿意跟随共产党。在狱中，有的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板缝里塞进何功伟的囚室。
敌人黔驴技穷，便决定对何功伟下毒手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一天，特务头子阎夏阳给何功伟定了“自首”的最后期限。回到牢房，何功伟立即给同志们写信：“敌人决定要执行我的死刑了，我无所畏惧，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出狱后到重庆《新华日报》找何功楷同志。告诉党，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他在给妻子许云的诀别信中写道：“在临刑前，不能最后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事业。”
１１月１７ 日，还差４天才满２６岁的何功伟含笑告别战友，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地从谭家坝监狱走到五丰闸刑场。一路上敌人哀叫着说：“只要你回个头，就不杀你了！”可何功伟宁死不屈，硬不回头。到了刑场，敌人叫他跪下，何功伟愤怒地吼道：“共产党人，没有下跪的！”罪恶的枪声响了，何功伟壮烈地倒在血泊中。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鄂西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
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６月７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两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中共中央青委的挽联写道：“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的楷模。”
何功伟英勇就义了，但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活在湖北人民的心中。
（晓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