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给予了正确有力指导。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特殊关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9年8、9月间，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全面情况，并撰写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提出明确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来信充分肯定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采取“集权制”，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对红军中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的设置、任务、作用均作出明确规定。
来信明确指出红四军有关会议“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缺点，对朱德、毛泽东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提出中肯批评，强调要团结对敌，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全面总结红军特别是红四军斗争和建设的经验，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为古田会议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
二、古田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前准备充分。1929年10月下旬，陈毅携带“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和朱德连夜召开前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并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陈毅深刻检讨自己在红四军“七大”时所犯错误，表示要“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11月26日，朱德、陈毅与患疟疾大病3个月、刚刚痊愈的毛泽东在长汀会合。毛泽东表示接受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在中共中央指示和各自作坦诚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红四军主要领导之间消除了矛盾和隔阂，达成了高度一致和团结。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时加紧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随后，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连续召开有支队、大队干部和士兵代表等参加的调查会，一边了解分析部队情况，一边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12月中旬红四军开赴上杭古田后，又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围绕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分组讨论其产生的根源、危害和纠正办法，并分别起草提案草案送交前委审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他回到红四军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对这些提案草案进行综合整理，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2.会议进展顺利。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和干部、士兵代表以及闽西地方的干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精神，还作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士兵决议案等5个决议案（这5个决议案会后未及时整理出来，均已散失）。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