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很快就发现行不通，不到两个月就又恢复了。当时，为什么要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后来又是怎么恢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和《黄克诚传》等书籍记载了这一历史过程：
“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进行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共谈判时，国民党代表一再提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要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由国民党向红军派出辅佐人员和政训人员。因为蒋介石非常明白，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实现对这支队伍绝对领导的可靠保证。他知道，只有削弱红军的政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最终达到吃掉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也看清了蒋介石的这一企图，所以谈判中中共代表非常坚定地表示 ：政工人员不变，要设政治机关。斗争非常激烈，国共双方都很坚决，根本谈不拢。最后，为了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战，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作了策略性的暂时让步，同意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但坚决拒绝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到八路军来。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第115师，林彪、聂荣臻任正副师长，罗荣桓、萧华任政训处正副主任；第120师，贺龙、萧克任正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甘泗淇任政训处正副主任；第129师，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宋任穷任政训处正副主任。八路军和各个师旅团都没有编配政治委员，师以下也不叫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当时，党委制还是坚持和健全的。红军改编时，中共中央对在八路军中坚持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及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的支部。中央还决定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八路军的前方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为委员，代表中央对部队实施统一领导。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刚满1个月，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第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仗，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1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大胜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军民为之振奋。朱德和任弼时指示八路军总部机关，立即下部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受任弼时的指派，主要下去调查研究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情况。
9月26日，黄克诚带工作组来到第115师驻地河边村，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黄克诚同志先同旅团领导座谈，然后到第343旅第685、第686团的部分营连检查了解情况。这两个团都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老部队。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就是这样一支好的部队，与改编前相比，作风明显变得松垮，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有的以国民党的委任为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黄克诚将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后，向林彪、聂荣臻和罗荣桓做了汇报，并明确提出恢复政治委员制、开展反对军阀主义的建议。林彪等也对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后出现的问题表示忧虑，同意黄克诚的看法，并嘱咐黄克诚回到总部后反映他们的意见。
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汇报了林、聂、罗对部队目前政治工作的意见和他检查第685、686团了解的情况，明确提出恢复部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的建议。任弼时听后让黄克诚立即就了解的情况和建议整理一份电报发中央和军委。
1937年10月19日，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审定签署，这份电报发往中央。电报原文摘要如下：“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为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各级积极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组织的具体改变如下：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争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全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三、各营独立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党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五、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10月22日，电报发出3天后，张闻天、毛泽东即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明确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10月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1、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保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军队之改进，特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2、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由政委兼主任。”10月28日，朱德等下达了关于八路军3个师政治委员的命令：聂荣臻为第115师政委，关向应为第120师政委，张浩为第129师政委(后邓小平)。同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还任命了各旅、团的政治委员。
读这段历史，笔者不禁有这样的感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做出重大决策的胆魄之大和效率之高，总部机关下部队调研之深入和善于发现问题、当好参谋的能力之强。总部的一位二级部长带工作组下部队调研半个多月，能敏锐抓住部队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事关全局的有价值的建议。中央收到电报后，迅即采纳部队意见，3天就复电作出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重大决策，八路军总部在几天之内就作出了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具体部署并下达了各师旅团政委的命令。如此上下同心，雷厉风行，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办不好？
这段历史同样说明，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必须全面坚持，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我军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实践已充分证明，没有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就无法保证党委对部队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是有机联系、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科学严密体系。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一，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这在制度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是终极目标。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军队的具体运用，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三，在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确定专门组织实施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首长机关，是落实其他制度的重要组织支撑。四，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掌握士兵和群众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坚实根基。这些制度上顶天、下立地，横到边、纵到底，为实现党对军队实施独立、直接、全面的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制度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都必须全面落实。
三
现在部队有的同志对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有的认为军事、后勤、装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听党的话，都能做政治工作，没有必要搞那么大的政治机关、配那么多的政治干部。有的说，美军没有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还不是照样打胜仗？回顾我军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本质，武器装备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的规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并没有改变战斗精神在制胜因素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中，军事从属于政治的特性更加明显，先进武器装备的巨大威力更凸显培育强大战斗精神的重要，打赢现代战争更需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荣。尽管军事、后勤、装备干部都有做政治工作的责任，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繁重任务，决定必须有专门机构和力量来专司其职，否则，政治工作就容易落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会受到削弱。
（作者单位：总政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