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这场斗争让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学会了执政。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但对许多干部来说，执政的角色转变不是在欢呼新中国成立时，而是在剿匪斗争中完成的。由于解放战争后期进展神速，国民党兵败如水，新解放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是在我准备不足甚至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接管的，加上胜利之师未免会产生的骄傲自负，所以立足未稳就匆忙进行社会改革，结果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不要四面出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00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春节之后，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经济危机，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的匪患高潮，成千上万的征粮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倒在匪特的屠刀之下。在城市打退危机，农村平息暴乱的过程中，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不要四面出击”。在某种意义上说，匪特倒逼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
剿匪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政治争取只是“七分政治”中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政治路线、战略策略和各项政策。剿匪斗争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执政行为。它与退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是几乎同时或者先后交错进行的。剿匪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又有赖于其他工作的保证或配合。比如，要完成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是一个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而要土改，必先剿匪，否则土改就没法进行；同时，不进行土改，就没法彻底消灭土匪。1951年，毛泽东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三大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以剿匪为前提的。毛泽东关于剿匪和与剿匪有关的批示、电报文稿，作者见到的1950年有30多篇，1951年有100多篇（多与镇反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
剿匪斗争大多是由一些战斗，包括一些小战役所组成的，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战役那样万炮轰鸣，气吞山河，因此有人觉得剿匪斗争是小打小闹，不过瘾。其实，剿匪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因为匪首都是一些铁杆反共的死硬分子，又有其长期盘踞的巢穴，在保全其巢穴的最后战斗中，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狂和坚韧。因此，对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剿匪要比打大战役难得多，四野有的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一路高歌，却牺牲在解放后的剿匪战斗中。作者不掌握整个剿匪斗争中我军总的伤亡数字，但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各部队的情况不同，不能按这个比例来推算，但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重提剿匪斗争，绝不是为了说剿匪而说剿匪，而是想从中看到历史的经验。鉴于关于剿匪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并且多是讲具体的故事,本书无立说之野心，有吆喝之诚意，如能抛砖引玉，其乐也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