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致家人函(1938年2月10日)
南京
1938年2月10日
亲爱的：
我上周写的信未能如愿发出，所以我这周又补写了一些新内容，明天一起送走。昨天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一天，因为我收到了从上海带来的克拉丽莎和你们写给我的信件：有妈妈1月11日写给克拉丽莎的航空信，爸爸的第52、55和61号信，以及爸爸51、60、61号信任的复印件。后面这几封信任是1月初写的，你瞧，还寄得挺快的。我们非常高兴了解到你们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如以往一样你们欢度圣诞佳节。我们也高兴地收到贝蒂12月29日的信。克拉丽莎信上说她又收到了更多的信，并将很快由下一趟来这儿的船捎给我。所以我未提及的那些信，你们知道我暂时还未收到。
爸爸，你问在空袭期间我读了哪些诗篇，我记不确切，但第46、27和71篇我的确读过，你猜对了。我还给你寄了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做的两次演讲的复印件，我想你感兴趣。他思维为瑞，曾在困境里给南京市民们无尽的帮助与关怀。他是英勇无畏的，你可以从他的两篇演讲中看到这种精神。
你从新闻影片中看见我的照片，这可真有意思。其实我本不该在照片中，因为我不失为安全区设的国际委员会执委会的一员。我只属于分委会。但门肯先生坚持所有那天上午出席的外籍侨民都一起合营，马吉那天没去，所以照片中没有他。我们也饶有兴致地收到有关美国公众态度改变的报道。我希望不要卷入战争。这儿尚未发生任何需要(美国)迈出这一步的事情;但我觉得如果英国和美国采取其他措施——例如经济或政策压力，那么日本就不敢肆意妄为。这种行动其实早在1931年日本刚刚开始疯狂进犯(中国)时就应采取了，事实却是当时的疯狂导致了今天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俗话说的“上帝要人灭亡，必先叫他发狂”一点不错。加入外国势力立场更坚定，假如满洲里的国联调查委员会明确宣布日方是错误的，那么过去七年的历史就会大不一样。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能自顾自，希望上帝之国的行为准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生效。
罗伯特主教这次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让我参加他1938年的顾问会议，但我想除非能自由往返南京和上海之间，我是没法去参加会议的。从目前军事当局的情况看来，似乎不太有这种可能性。由于我们目睹了他们的丑恶行径，他们已在公众舆论面前丢脸，他们显然十分不悦。日本人比中国人更不能容忍批评。例如，有一天新来的指挥官请几位外国外交代表去日本喝茶。他给他们朗读了一篇很长的日语演讲辞，由使馆的一位秘书翻译。演讲中他提到日军在世界上享有纪律严明的良好声誉，在中国华北根本没有不幸事件或暴行。这种事发生在南京的(他不得不承认的确发生过!)唯一原因是这儿的人对抗某外国国民的调查(指我们)。它的演说旨在驳斥并为整个事件做辩解。后来外交代表们找他要一份他的演讲辞被当场拒绝，他说这是即兴发言(事实上是照原稿和译稿念的)。上周一为日本死难者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据说这是日军最肃穆的仪式之一，在这种场合，任何一篇演讲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地区的日军统帅松井将军做了演讲，他强调了日本军队在此地区保持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绝对必要性。我们又一次证实从最高当局来看，迄今这种纪律与秩序尚未被遵守。
这种厚颜无耻竟出现在日本高层任务中尤其是当真相以无可辩驳又令他们难堪的方式返回给他们时，如枪击英国大使、杀害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帕奈”号事件、闸北及南京的暴行等，这一切不得不使人怀疑日本人的智力，怀疑他们对外国人的心理完全缺乏理解无疑是出自于他们的极端无理和狂妄自大。
在实施军事当局的命令时，许多难民搬出了安全区住进军方为他们划定的区域。那些返家的种种遭遇使他们不能再去相信(日军)许下的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我们的信徒群体尚未被打散，但可能很快我们也得解散，现在我们在差会驻地上已安置了仆役，以免剩下的物品日军焚烧或市民抢劫，那些平民想重新开始生活。我可以高兴地说，迄今我们的仆役未受骚扰。我想日军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十分过分，他们与其他国家为敌，终将导致自己日益孤立。他们已干了太多坏事，该停止了。
我希望收到信时你们大家都好。马吉和我都好。白天越来越长，阳光越来越耀眼、暖和，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罗伯特主教让马吉和我尽可能久地呆在南京，因为现在南京的这个外国小团体已成了除上海之外仍坚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唯一途径。我们的休假计划目前暂时搁置，看看事态发展情况再定。我们中有一些人要回国去设法募集救济基金帮助中国人。
爱你们，给你们我最好的祝福。
福斯特
来源：《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